2025年春天,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68岁的罗伯特·汤普森教授正在收拾行李。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终身教授,他研究中国问题整整四十年。从1978年第一次读到《论语》英译本开始,他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四十年间,他写了十七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在《外交事务》《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培养了几十名研究中国的研究生。在美国的学术圈,汤普森教授被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学者之一。
但有一个问题:他从未去过中国。
“不需要。”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实地考察时,他总是这么回答,“我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有卫星图像,有统计数据,有访美学者的第一手报告。亲自去?那只是观光客做的事。”
他的学生们私下里叫他“椅子上的中国通”,坐在椅子上研究中国的人。
这次中国之行,是被他的老友、清华大学教授王明远“逼”来的。王明远在普林斯顿访学时和汤普森相识,两人争论了无数次关于中国发展的问题。每次争论的结尾,王明远都会说同一句话:
“罗伯特,你得亲自去看看。”
今年春节,王明远寄来一张明信片,不是那种风景明信片,而是一张手写的邀请函,上面只有一句话:
“来中国吧,亲眼看看你研究了四十年的地方。费用我出。如果你来了之后还能坚持你书里的观点,我请你喝一年的茅台。”
汤普森对着这张明信片笑了很久,然后订了机票。
出发前,他在系里的午餐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同事们纷纷祝福,也有人开玩笑说:“罗伯特,别被那些宣传骗了。记住,你看到的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汤普森点点头,心里却在想:我研究了四十年,怎么可能被骗?
他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周,他四十年积累的认知,将被一次次的“亲眼所见”击得粉碎。
经过十三个小时的飞行,汤普森的航班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他靠窗坐着,看着飞机缓缓降落。从舷窗望出去,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建筑,不,那不能叫建筑,那简直是外星飞船。流线型的金色屋顶,放射状的指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是机场?”他忍不住问旁边的乘客。
旁边的中国留学生笑了笑:“是的,大兴机场,2019年投入使用的,全球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汤普森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在他的认知里,中国的机场应该是老旧、拥挤、混乱的,就像他当年在文献里读到的那些描述。但眼前这个建筑,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美国机场都要现代化。
飞机停稳,廊桥对接。汤普森拖着随身行李走出舱门。
这是他第一次“急眼”。
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完全超出了预期。
航站楼内部,巨大的空间让人感到震撼。穹顶高远,自然光从菱形天窗倾泻而下,整个大厅明亮通透。指示牌清晰明了,中英文对照,还有各种颜色的引导线。人们安静地排队,秩序井然。
汤普森站在到达大厅中央,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转着圈,试图用他研究四十年的“中国知识”来理解眼前的一切。但他发现,那些知识,关于贫穷、落后、混乱的描述,和眼前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汤普森教授!”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王明远笑着走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欢迎来中国!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
汤普森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机场……比肯尼迪机场好太多了。”
王明远哈哈大笑:“这才刚开始,老朋友。这才刚开始。”
王明远带着汤普森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前,汤普森习惯性地准备付现金,他特意换了一沓人民币。
王明远摆摆手:“不用现金。”
“那用什么?”
“手机。”
王明远掏出手机,对着车窗上贴的一个二维码扫了一下,然后对司机说:“师傅,去清华附近的那家酒店。”
司机点点头,发动了车子。
汤普森看着这一幕,皱起了眉头。他知道中国有移动支付,但没想到已经普及到这种程度,连出租车都可以扫码支付?在美国,纽约的出租车至今还只收现金和信用卡,而且很多司机还“只收现金”。
车子驶上机场高速。汤普森看着窗外的景色,又第二次“急眼了”。
高速公路宽阔平坦,双向八车道,路况比新泽西的收费高速公路还要好。路两旁的绿化带修剪整齐,中间隔离带的鲜花正在盛开。远处的建筑群错落有致,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这是北京郊区?”他忍不住问。
“对,大兴区,算是北京的南城。”王明远说。
汤普森沉默了。在他的想象里,北京郊区应该是农田和村庄,最多有一些低矮的楼房。但眼前的景象,简直像另一个曼哈顿。
车子驶过一段正在施工的路段。汤普森注意到,工地上有很多工人,还有大型机械在作业。但让他惊讶的是,施工现场非常整洁,材料堆放整齐,还有专门的人行通道和安全警示牌。
“你们的工地……都这么干净?”他问。
王明远笑了:“这不应该是基本要求吗?安全第一,文明施工,这是基本的管理规范。”
汤普森又沉默了。
他想起了新泽西的那些工地,永远乱七八糟的材料,永远尘土飞扬的环境,永远不戴安全帽的工人。他想起有一次路过一个工地,差点被一块掉下来的木板砸到。
如果这是基本要求,那美国为什么做不到?
到达酒店安顿好后,王明远带汤普森去清华园转转。
正是傍晚时分,学生们下课了,校园里人来人往。汤普森走在清华的路上,观察着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三三两两地讨论着什么。
王明远指着一栋建筑说:“那是我们的新图书馆,去年刚建成的。要不要进去看看?”
汤普森点点头。
走进图书馆,他第三次“急眼了”。
不是因为豪华,虽然确实很豪华,而是因为人。
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学生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用电脑,有的在小声讨论。每个人都很专注,很投入,仿佛外面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汤普森悄悄拍了一张照片。他的普林斯顿学生,在图书馆里可没有这么认真,他们更习惯在咖啡馆里“学习”,或者一边刷手机一边看书。
“这些学生……”他压低声音说,“每天都这样?”
王明远点点头:“差不多。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基本上一直有人。考试周的时候,要提前占座,不然根本没位置。”
汤普森沉默了。
他想起美国大学里的那些学生,越来越少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越来越低的学术标准。普林斯顿的教授们经常抱怨,现在的学生连读完一本指定书目的耐心都没有了。
走出图书馆,他们经过一个公告栏。上面贴满了各种海报,学术讲座、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业大赛……琳琅满目。
汤普森停下来,仔细看那些海报。他看到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讲座,主讲人是斯坦福的教授;他看到一场去西部支教的招募活动,已经有一百多人报名;他看到一场学生创业的路演,项目是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这些学生,不只是读书?”他问。
王明远笑了:“当然不是。现在的中国学生,要的是全面发展。学习只是基础,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有创新能力,有国际视野。”
汤普森站在公告栏前,久久没有说话。
他想起自己的学生,想起那些只关心GPA和实习机会的年轻人,想起那些对中国毫无了解却自以为是地批评中国的“未来精英”。
如果下一代的中国青年是这样的,那下一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王明远带汤普森去上海。他们选择了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四个半小时。
走进北京南站,汤普森第四次“急眼了”。
候车大厅巨大而明亮,像一座宫殿。几千人在大厅里流动,却井然有序。检票口前,人们排队等候,没有人插队,没有人拥挤。电子屏幕上,车次信息一目了然。
“这……这是火车站?”汤普森难以置信地问。
王明远笑着点点头。
列车停靠在站台边。汤普森站在车外,看着那流线型的车头,雪白的车身,心中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不像火车,这像飞机。
走进车厢,他第五次“急眼了”。
宽敞,明亮,整洁。座椅是真皮的,可以调节角度,每个座位下面都有充电插座。车厢两端的电子屏上,显示着实时车速、车外温度、下一站信息。
列车启动,平稳得像在冰面上滑行。汤普森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忍不住问:“现在速度是多少?”
王明远指了指电子屏:时速306公里。
汤普森倒吸一口凉气。
他想起美国的Acela特快,所谓的“高速铁路”,最高时速240公里,实际运行速度经常只有100多公里,还经常晚点。从纽约到华盛顿,四个小时的车程,票价贵得离谱,服务还差得要命。
列车员推着小车经过,询问是否需要饮料和小吃。汤普森要了一杯咖啡,列车员微笑着递给他,还附赠了一包小饼干。
“服务真好。”他感叹道。
王明远说:“这很正常。中国高铁的服务标准是世界顶级的。”
汤普森喝了一口咖啡,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趟车多少钱?”
“二等座,五百多人民币,大概七十多美元吧。”
汤普森差点被咖啡呛到。从纽约到华盛顿的Acela特快,同样四个小时,票价要两百多美元,而且还没有这么舒服。
“这不科学。”他喃喃自语。
王明远笑了:“什么不科学?”
“这么先进的技术,这么好的服务,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不科学。这不符合经济规律。”
王明远认真地看着他:“罗伯特,你研究中国四十年,难道没发现吗?中国做的很多事情,都不符合你熟悉的那些‘经济规律’。因为你们的那些规律,是建立在资本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而中国,建立在另一个基础上。”
“什么基础?”
“人。”王明远说,“让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高铁不是为了让少数富人更快地旅行,而是为了让几亿普通人可以方便地出行。所以票价必须便宜,服务必须好,线路必须覆盖全国。”
汤普森沉默了。
窗外,田野和村庄飞速掠过。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城市,一个又一个车站,一个又一个在站台上等待的人们。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用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改变着几亿人的生活。
傍晚时分,列车准时到达上海虹桥站。显示屏上,晚点时间:0分钟。
汤普森站在站台上,看着这巨大而繁忙的车站,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研究中国四十年,读过无数关于中国的书和文章,但没有任何一本书告诉他,这个国家的交通系统可以如此高效、准时、舒适。
王明远带他去外滩看夜景。
站在黄浦江边,对面是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群。东方明珠、上海中心、金茂大厦……在夜色中灯火辉煌,像一座未来之城。
汤普森第六次“急眼了”。
不是因为壮丽,虽然确实壮丽,而是因为对比。
他想起纽约的天际线,那个曾经象征人类文明巅峰的地方。但如今,纽约的天际线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化了,而那些摩天大楼也渐渐老旧。而这里,一个全新的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这些都是这三十年建成的?”他问。
王明远点点头:“大部分是。浦东开发是1990年开始的,到现在也就三十多年。”
汤普森沉默了。
三十多年,从一个农田遍布的郊区,变成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这样的速度,美国能做到吗?欧洲能做到吗?
答案显而易见。
江风吹来,带着春天的暖意。汤普森看着江面上缓缓驶过的游船,看着岸上散步的人群,看着那些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他们脸上都带着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满足感。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自己的书里,他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政治体制……这些问题存在吗?可能存在。但此刻,看着这些人脸上的笑容,他不得不问自己:
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像他写的那样糟糕,这些人为什么还能笑得出来?
第二天,王明远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汤普森决定自己出去转转。他不想去那些游客扎堆的景点,他想看看“真实的中国”。
他走进了一条老弄堂。
狭窄的巷道,斑驳的墙壁,晾晒的衣物,聊天的老人,追逐的孩子。这里和他想象中的中国很接近,那些老照片里的中国,那些文献里描述的中国。
但很快,他发现了不同。
巷子里很干净。没有垃圾,没有污水,没有异味。每个门口都放着分类垃圾桶,上面贴着宣传画,教人们如何分类。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踢球,球滚到墙角,他们跑过去捡起来,继续玩。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看到汤普森经过,微笑着点了点头。
汤普森站在巷口,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想起自己在纽约的公寓楼下,那条永远有垃圾袋堆在路边的街道,那些永远在墙上乱涂乱画的涂鸦,那些永远在半夜尖叫的醉汉。如果这是“落后的中国”,那“先进的美国”算什么?
他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菜市场。
这是他第七次“急眼了”。
不是因为脏乱差,和他想象的相反,而是因为秩序。
菜市场里,摊位整齐排列,蔬菜水果摆放得整整齐齐。每个摊位上方都挂着营业执照和健康证,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地面是干净的,虽然是湿的,但显然是刚冲洗过的。
一个卖菜的大妈正在和顾客讨价还价,脸上带着笑容。旁边卖鱼的大叔,正在帮顾客杀鱼,动作熟练,杀完之后还用水冲洗干净,装在袋子里递给顾客。
汤普森站在一个水果摊前,看着那些新鲜诱人的水果。摊主是一个年轻姑娘,看到他,用英语问:“Hello, want to buy some fruits?”
汤普森愣了一下,用中文说:“你会说英语?”
姑娘笑了:“一点点。您想买什么?”
汤普森指了指草莓。姑娘拿起一个袋子,帮他挑了一些,称重,然后指了指旁边的二维码:“可以扫码支付,也可以用现金。”
汤普森掏出手机,他已经学会了用支付宝,扫了码,支付成功。姑娘把袋子递给他,微笑着说:“谢谢,欢迎再来。”
汤普森拎着那袋草莓,站在菜市场门口,久久没有动。
他想起美国的那些农贸市场,那些永远态度恶劣的摊贩,那些永远贵得离谱的价格,那些永远要付现金的规矩。如果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菜市场,那“发达国家”的菜市场,为什么反而更落后?
那天晚上,王明远带汤普森去一家小餐馆吃饭。餐馆不大,但很干净,生意很好。
两人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王明远举起酒杯:“来,为了你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汤普森和他碰了杯,喝了一口。
“怎么样,这几天感受如何?”王明远问。
汤普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王,我可能要欠你一年的茅台了。”
王明远哈哈大笑。
汤普森认真地看着他:“我说真的。我研究中国四十年,写了十七本书,但我现在才发现,我根本不懂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研究的中国,是纸上的中国,是数据里的中国,是别人告诉我的中国。”汤普森说,“但这几天我看到的中国,和我研究的那个中国,完全不一样。”
王明远点点头,没有打断他。
汤普森继续说:“我看到一个比美国还现代化的机场,我看到一群比普林斯顿学生还勤奋的大学生,我看到一个比Acela快一倍、便宜三分之二的高铁,我看到一个比纽约干净一百倍的城市,我看到一个比美国任何农贸市场都规范的菜市场。”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我那些书里的结论,很多都是错的。”汤普森的声音有些低沉,“我在书里写,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但这里的增长速度和质量,超出了所有经济模型的预测。我在书里写,中国的社会矛盾会激化,但这里的人们,看起来很满足,很快乐。我在书里写,中国的制度没有未来,但这个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几亿人的生活。”
王明远静静地听着。
“我错了。”汤普森说,“不是因为我的研究不够深入,而是因为我的前提有问题。我一直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但我现在才发现,中国,是另一种存在。它不能用那些现成的框架来理解。”
王明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罗伯特,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吗?”
“什么话?”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明远说,“意思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真正理解一件事,必须亲自去实践,亲自去感受。”
汤普森点点头:“现在我明白了。”
餐馆里人声鼎沸,隔壁桌的几个年轻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汤普森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那种氛围,一种向上的、充满希望的、积极进取的氛围。
他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王,你觉得,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王明远想了想,说:“人。”
“人?”
“对,人。”王明远说,“十四亿人,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向上的动力,是任何制度、任何资源都无法比拟的。中国能做这么多事,能发展这么快,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十四亿人。”
汤普森沉默了。
他想起了清华图书馆里那些专注的学生,想起了高铁上那些普通的乘客,想起了弄堂里那些友善的老人,想起了菜市场里那些勤劳的摊贩。
这些人,就是中国。
而他,研究中国四十年,却从未真正见过这些人。
一周的行程很快结束了。
最后一天,王明远送汤普森去上海虹桥机场。两人在出发大厅告别。
“明年再来。”王明远说,“还有很多地方你没去呢。”
汤普森点点头:“一定会来的。”
王明远拍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去。
汤普森拖着行李,走向值机柜台。办完登机手续,过了安检,他来到候机大厅。
候机大厅宽敞明亮,和北京大兴机场一样现代化。人们在候机区安静地坐着,有的看书,有的用电脑,有的闭目养神。儿童游乐区里,几个孩子在滑梯上玩耍,父母在旁边照看着。
汤普森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起降的飞机。
就在这时,他最后一次“急眼了”。
不是愤怒,而是彻底的震撼。
他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翻看这一周拍的照片,大兴机场、清华图书馆、高铁车厢、外滩夜景、老弄堂、菜市场……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中国。
他想起自己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那一排排关于中国的书籍,那些他引以为傲的学术成果。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些成果,他觉得是——笑话。
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人,写了十七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个从未见过一个中国农民的人,在书里大谈中国农村的衰落。一个从未坐过中国高铁的人,在文章里质疑中国高铁的可持续性。
这不是学术研究,这是傲慢。
广播响起:“前往纽约的航班开始登机。”
汤普森站起来,走向登机口。在踏入廊桥的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这巨大的航站楼,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
“中国,我还会回来的。不是带着偏见,而是带着谦卑。”
飞机起飞,冲向蓝天。汤普森靠在舷窗边,看着下方渐渐缩小的上海,看着这座在三十多年间崛起的城市,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
他想起王明远说的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他想起那些专注的学生,那些友善的老人,那些勤劳的摊贩,那些普通的中国人。
他想起自己即将在普林斯顿开的课程——《当代中国研究》。
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这门课的第一节课,他要讲的不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中国的政治,而是中国的普通人。他要告诉他的学生,研究中国,不能只靠书本,不能只靠数据,必须亲自去看,亲自去感受。
飞机穿过云层,窗外的阳光格外明亮。
汤普森掏出手机,写了一条备忘录,这是他回国后要发的第一条推文的草稿:
“一周前,我带着四十年的研究积累来到中国。我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但当我站在大兴机场的那一刻,当我在高铁上以306公里的时速飞驰的那一刻,当我在清华图书馆看到那些专注的学生的那一刻,当我走进上海弄堂和菜市场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
那些我引以为傲的知识,那些我反复论证的结论,那些我言之凿凿的批判,在真实的中国人面前,在真实的中国生活面前,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傲慢。
我急眼了。但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震撼。
我震撼于这个国家的速度,震撼于这个国家的秩序,震撼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如果这是‘骗人’的,那我希望全世界都被这样‘骗’一次。
因为只有亲眼看到,你才会知道中国,根本不是你在书里读到的那样。中国,比任何书里写的都要真实,都要生动,都要充满希望。
我会告诉我的学生:研究中国,别只读我的书。去中国看看吧,亲眼看看那个你自以为懂、其实一无所知的地方。
因为我用四十年换来的教训,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他放下手机,望向窗外。
云层之上,阳光灿烂。
他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四十年前,在他刚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你得亲自去看看”,他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
但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他终于来了。
终于,不晚。
尾声:普林斯顿的“新课堂”
三个月后,普林斯顿大学。
汤普森教授的新课程《当代中国研究》开课了。教室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着人。
第一节课,汤普森走上讲台,没有打开讲义,而是直接问了一个问题:
“在座的各位,有谁去过中国?”
十几只手举了起来。
“有谁打算去中国?”
又有几十只手举了起来。
汤普森点点头,然后说:“很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们,这门课的第一条规则。”
他顿了顿,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认真地说:
“别相信我说的任何话。自己去中国,亲眼看,亲自感受。然后回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教室里一片寂静。
一个学生举手问:“教授,您写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书,难道我们不应该读吗?”
汤普森笑了。
“读,当然要读。”他说,“但记住,那些书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中国,在那些书之外。”
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秋色,轻声说:
“我用了四十年才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们,不用那么久。”
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汤普森转过身,脸上带着笑容。
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但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四十年的老教授来说,这,是最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