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瑞士苏黎世。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公寓，玛蒂尔达·施密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准确地说，是她自己用电热水壶烧的。在瑞士生活了二十八年，她从来不知道热水需要“烧”这回事，直到从中国回来。

对面的闺蜜苏珊娜一脸不解地看着她：“玛蒂尔达，你从中国回来都两周了，怎么还天天泡茶？你不是只喝咖啡的吗？”

玛蒂尔达笑了笑，没回答。她不知道怎么解释，在中国，她习惯了随时有热水喝，习惯了走到哪儿都有人递上一杯热茶，习惯了那种被“暖”着的感觉。回到瑞士，冷水直饮反而让她胃里发凉。

“对了，你一直没跟我说，中国到底怎么样？”苏珊娜凑过来，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你发的那些照片太美了，上海的天际线、杭州的西湖、成都的熊猫……快讲讲！”

玛蒂尔达沉默了一会儿，放下茶杯，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中国……”她斟酌着词句，“中国很好，真的很好。比我想象的发达太多了，甚至比苏黎世还方便。但是她抬起头，看着闺蜜，认真地说：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能喝’的时候，千万不能信。”

苏珊娜愣住了：“什么意思？”

玛蒂尔达叹了口气，思绪飘回一个月前的那趟中国之旅。

玛蒂尔达·施密特，28岁，瑞士苏黎世人，在一家国际银行做金融分析师。她的生活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有序：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出门，九点打卡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周末去苏黎世湖边散步，每年夏天去意大利度假两周。

在她的认知里，瑞士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干净、富有、安全、有序。至于中国，她的印象停留在中学地理课本上：人口众多、发展迅速、但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2025年初，公司有一个去上海出差的机会，为期三周。同事们都不愿意去，太远、太累、听说空气不好。玛蒂尔达却主动请缨。

“我想亲眼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她对老板说。

出发前，她做了充足的准备：换了足够的人民币现金，买了转换插头，下载了VPN，还打印了中国领事馆的紧急联系方式。朋友们纷纷叮嘱她：

“注意安全，晚上别一个人出去。”

“多带点消毒湿巾，那边可能不太干净。”

“做好心理准备，和瑞士肯定没法比。”

玛蒂尔达把叮嘱，一定要记下，拖着行李箱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十二个小时后，当她走出浦东机场的那一刻，她意识到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

浦东机场的到达大厅宽敞明亮，比她想象的现代化得多。更让她惊讶的是，来接她的中国同事小林，手里只拿着一部手机，没有接机牌，没有现金，甚至没有钱包。

“玛蒂尔达，欢迎来中国！”小林笑着接过她的行李箱，“走吧，车在外面等着。”

“我们不用去出租车排队吗？”玛蒂尔达问。

小林晃了晃手机：“不用，我打了网约车，定位发过去了，司机马上到。”

两分钟后，一辆干净整洁的轿车停在面前。玛蒂尔达下意识地去掏钱包，小林拦住她：“不用，我已经付过了，手机支付。”

上车后，玛蒂尔达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天际线，眼睛越睁越大：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高架桥像城市的动脉一样交错延伸。

“这……这是上海？”她喃喃自语。

小林笑了：“对啊，浦东新区。那边是陆家嘴，金融中心。明天你可以去外滩看看夜景，更漂亮。”

到了酒店，玛蒂尔达拖着行李箱去前台办理入住。前台姑娘微笑着问：“您好，请问有预订吗？”玛蒂尔达掏出护照递过去。姑娘看了一眼，又问：“您需要刷预授权吗？可以用微信或支付宝。”

玛蒂尔达茫然地摇头。姑娘耐心地解释：“就是手机支付，您有中国的支付软件吗？”

玛蒂尔达更茫然了。她带了一沓现金，各种信用卡，唯独没有想过要下载中国的支付软件。

小林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了：“没事没事，先用现金，回头我帮你注册一个。在中国，没手机支付确实不太方便。”

当天晚上，玛蒂尔达在酒店附近散步。九点多，街上依然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便利店开着门，奶茶店排着队，小吃摊冒着热气，还有人在路边撸串喝啤酒。

她想起苏黎世，晚上八点以后，街上就没什么人了，商店全部关门，想吃点东西只能去寥寥几家还在营业的餐厅。

玛蒂尔达掏出手机，拍了一张街景发给妈妈，配文：妈妈，这里晚上九点，比苏黎世下午三点还热闹。

接下来的日子，玛蒂尔达每天都在经历“文化冲击”。

第一冲击：移动支付

小林帮她注册了微信支付。从那天起，她的钱包就再也没打开过。

买早餐“滴”，搞定。坐地铁“滴”，进站。买奶茶“滴”，取餐。逛夜市“滴”，付款。菜市场的大妈，收款码贴在摊位上；烤红薯的大爷，收款码挂在脖子上；甚至路边乞讨的人，都挂着二维码。

玛蒂尔达看呆了。在瑞士，移动支付只在大型商场普及，小商店、路边摊依然以现金为主。每次出门，她都要检查钱包里有没有现金，找零总要翻半天。

有一次，她在一家小店买丝绸围巾，结账时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却发现忘了带手机。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中国的便利“惯坏”了。

第二冲击：外卖和快递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玛蒂尔达在酒店加班赶报告，肚子饿得咕咕叫。她问小林：“这么晚了，还有地方能吃饭吗？”

小林拿出手机，划了几下：“想吃什么？火锅？烧烤？粥？甜品？”

玛蒂尔达愣了：“现在？晚上十一点？”

小林笑了：“你看好了。”她下单了一份粥和几样小菜，不到二十分钟，门铃响了。外卖小哥满头大汗地把热气腾腾的袋子递过来，笑着说：“慢慢吃啊！”

玛蒂尔达站在门口，看着手里的外卖，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苏黎世，晚上八点以后，大多数餐厅就关门了。想点外卖，只有几家披萨店和汉堡店还在营业，配送费比食物还贵，等一个多小时送到，早就凉透了。

快递也是。她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第二天就到了酒店前台。在瑞士，网购要等三到五天，还要预约送货时间，不在家就得再等一次。

第三冲击：高铁

周末，小林带她去杭州玩。

上海到杭州，高铁不到一小时。车厢干净宽敞，座位有充电口，还有免费热水。她掏出手机买票，刷身份证直接进站，不用纸质车票，不用排队检票。

玛蒂尔达想起瑞士的火车，虽然准时，但速度慢，苏黎世到日内瓦要两个多小时。购票、检票都繁琐，最便宜的一日通票要近400元人民币。

“中国的火车，比瑞士快，比瑞士方便，还比瑞士便宜。”玛蒂尔达在旅行日记里写道，“我该怎么跟瑞士的朋友解释这件事？”

在上海和杭州待了一周后，玛蒂尔达飞往成都。

成都是她此行最期待的一站，大熊猫、火锅、还有传说中的“慢生活”。小林提前给她打了预防针：“成都很舒服，但是有一点你要做好准备，那边的朋友特别热情，尤其是吃饭喝酒的时候。”

玛蒂尔达没太在意。她在瑞士也喝酒，偶尔和同事小酌一杯，点到为止。

到达成都的第二天晚上，小林的大学同学，一个叫阿杰的成都小伙，请她们吃火锅。

火锅店热气腾腾，红油翻滚，麻辣香味直冲鼻腔。玛蒂尔达第一次吃火锅，被辣得满头大汗，但越吃越上瘾。

吃到一半，阿杰举起酒杯：“来，玛蒂尔达，欢迎来成都！干杯！”

玛蒂尔达端起啤酒杯，碰了一下，喝了一口。她以为这就完了，在瑞士，一次碰杯就是一次，各喝各的。

但她很快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没过五分钟，阿杰又举杯：“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玛蒂尔达愣了一下，又喝了一口。

再过十分钟，阿杰的另一个朋友举杯：“玛蒂尔达，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瑞士朋友，必须再喝一杯！”

玛蒂尔达看着自己还没喝完的酒杯，有些困惑。小林在旁边小声说：“在中国，敬酒是一种礼节，表示尊重和欢迎。你稍微喝一点就行，不用全干。”

玛蒂尔达点点头，又喝了一口。

半小时后，她已经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杯。每次她以为敬酒结束了，总会有人找到新的理由：“为熊猫干杯！”“为成都干杯！”“为你的漂亮眼睛干杯！”

玛蒂尔达有些头晕，摆摆手说：“谢谢大家，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阿杰笑着举杯：“没事没事，最后一杯！中国人说‘不能喝’，那是客气，其实还能喝！”

玛蒂尔达懵了。在瑞士，“不能喝”就是真的不能喝了，没人会再劝。但在中国，“不能喝”好像只是一个开始。

那天晚上，她是被小林扶回酒店的。第一次，她亲身体会到那句中国话的含义：

中国人说“不能喝”，千万别信。

如果说成都的火锅局是“热身”，那么上海的商务宴请就是“决赛”。

回上海后，公司安排了一场正式的中方合作伙伴接待晚宴。玛蒂尔达特意提前问了小林：“这次不会像成都那样吧？”

小林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呃……可能更厉害。”

晚宴在一家高档餐厅的包间里举行。圆桌，转盘，每个人面前摆着三个杯子，一个白酒杯，一个红酒杯，一个茶杯。

玛蒂尔达心里一紧。她听说过中国的白酒，那是让无数外国人闻风丧胆的烈酒。

开场还算正常。中方领导致辞，瑞士方领导致辞，然后共同举杯，一切都很体面。

但进入“自由发挥”阶段后，场面开始失控。

中方的一位经理端着酒杯走到玛蒂尔达面前：“玛蒂尔达小姐，欢迎来中国！这杯酒我敬你，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玛蒂尔达端起红酒杯，准备碰杯。

经理笑着摇头：“不行不行，第一次见面，得喝白酒！”

玛蒂尔达犹豫了。她知道中国的白酒，度数高，劲头大。她试着推辞：“真的不行，我不会喝白酒。”

经理继续举着杯：“没关系的，慢慢学！在中国做生意，白酒是必须的。”

玛蒂尔达看向自己的领导。领导给了她一个“你看着办”的眼神。

她深吸一口气，端起那个小小的白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她差点咳出来。

经理满意地拍拍她的肩膀：“好！女中豪杰！”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她被人轮流敬酒。每一次她都说“不能喝了”，每一次对方都说“最后一杯”。直到她真的撑不住了，脸色发白，坐都坐不稳。

小林赶紧扶她去洗手间。玛蒂尔达趴在洗手台上，眼泪和酒一起往外涌。

“为什么他们不听我说话？我说不能喝了，为什么不相信？”她哽咽着问。

小林轻轻拍着她的背，叹了口气：“玛蒂尔达，在中国，酒桌上说‘不能喝’，有时候是一种客套，一种谦虚。我们习惯用这种方式表达礼貌。所以当你说‘不能喝’，他们可能觉得你只是客气，不是真的不能喝。”

玛蒂尔达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所以，中国人说“不能喝”，不是真的“不能喝”？那什么才是真的？

那顿商务宴请之后，玛蒂尔达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

第三天，她约小林出来喝咖啡。她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小林，你之前说，中国人说‘不能喝’是一种客套。可是我怎么分辨，哪些是真的不能喝，哪些是客气？”她问。

小林想了想，说：“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经常分不清，所以只能靠劝。你推辞一次，我们觉得你是客气；推辞两次，可能是真的不能喝；推辞三次，我们就会停下来。”

玛蒂尔达更困惑了：“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在瑞士，我说不喝，大家就不劝了。”

小林笑了：“因为在中国，酒桌上不只是喝酒，是建立关系。”

她给玛蒂尔达解释：

“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我们喝酒，不是为了喝酒本身，是为了表达感情。第一次见面，喝一杯酒，代表我信任你，我愿意和你交朋友。”

“酒桌上敬酒，有先老后幼、身份尊卑的讲究。晚辈敬长辈，下级敬上级，这是一种尊重。”

“中国人喜欢劝酒，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热情。如果不劝，客人会觉得主人不够热情。如果客人喝醉了，主人会觉得很有面子，说明我们招待得好。”

“你上次说‘不能喝’，我们以为你是客气。如果我们不继续劝，反而显得不够热情，怠慢了你。”

玛蒂尔达听完，沉默了许久。

她想起在瑞士的饭局，大家各喝各的，偶尔碰杯，没人劝酒，没人强迫。喝醉了不是光彩的事，而是“没分寸”的表现。

两种文化，就像两条平行线，在这个小小的酒杯里碰撞了。

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周，玛蒂尔达去了北京。

在长城上，她遇到了一件事，让她对中国的“人情味”有了更深的理解。

那天下午，她和小林在长城上逛得太久，错过了回市区的末班旅游大巴。手机快没电了，附近也没有出租车。她站在路边，急得团团转。

这时，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停在面前。骑车的是个大爷，六十多岁，穿着朴素的蓝色工装，满脸皱纹但眼神温和。

大爷不会说英语，小林用中文跟他解释情况。大爷听完，笑着挥挥手，示意她们上车。

玛蒂尔达犹豫了。在瑞士，从小妈妈就教育她：“别上陌生人的车。”可是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旁边那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山路，她咬咬牙，爬上了三轮车后座。

大爷蹬着三轮车，载着她们在山路上慢慢前行。路不平，车很颠，但大爷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蹬着。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山坡上。

骑了四十多分钟，终于到了长城正门的公交站。末班车还在，她们赶上了。

玛蒂尔达跳下车，翻出钱包要付钱。大爷连连摆手，用蹩脚的英语说：“No money, no money. Welcome to China.”

然后蹬着三轮车，消失在山路的转弯处。

玛蒂尔达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眼眶湿了。

在瑞士，这样的“陌生人善意”几乎不可能发生，不是瑞士人冷漠，而是文化不同。大家习惯了保持距离，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但在这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大爷，愿意用自己辛苦蹬三轮的时间，免费送两个陌生女孩去赶车。

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什么。

中国的人情味，中国的热情，中国的“劝酒”，背后是同一种东西：一种试图拉近距离、表达善意的渴望。

他们劝你喝酒，不是想灌醉你，是想告诉你：我把你当朋友。

他们蹬三轮送你，不是图你钱，是想告诉你：你遇到了困难，我不能看着不管。

这种表达方式，和瑞士不一样。但那份心意，是一样的。

三周的中国之旅，转瞬即逝。

回到苏黎世那天，玛蒂尔达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深吸一口瑞士清冷的空气。她以为会像每次旅行回来一样，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踏实感。

但她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她每天都在经历“反向冲击”。

第一天，她去超市买东西。挑了一大堆，结账时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准备扫码，收银员一脸茫然：“我们只收现金和卡。”她翻遍钱包，发现现金不够，只能尴尬地退掉几样东西。

第二天，晚上八点她饿了，想点外卖。打开手机软件，只有几家披萨店还在营业，配送费比披萨还贵。等了快一个小时，披萨送到了，凉透了。她想起成都凌晨还能点到的热粥，鼻子一酸。

第三天，她想喝热水。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杯直饮水，凉的。她愣在那里，突然意识到：在瑞士，大家喝自来水，没有烧热水的习惯。她翻遍厨房，找到一个很久没用过的烧水壶，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开关。

第四天，她去邮局寄包裹。排队半小时，填表十几分钟，被告知三天后才能寄出。她想起在中国，手机下单，快递员一小时上门取件，第二天就能送到。

第五天，她去银行办事。排队一小时，结果被告知需要预约。她想起在中国的银行，工作人员会主动过来问你需要办什么业务，引导你在自助机上操作，全程不到十分钟。

第六天，她坐在苏黎世湖边晒太阳。一个遛狗的阿姨路过，她下意识地冲阿姨笑了笑。阿姨愣了一下，点点头匆匆走开。她想起在中国，陌生阿姨会主动过来问“姑娘你冷吗”，会塞给她一个橘子。

第七天，她给小林发了一条消息：“我想念中国了。”

回国的第二周，玛蒂尔达终于约了闺蜜苏珊娜喝咖啡。

苏珊娜迫不及待地问：“快讲讲，中国到底怎么样？”

玛蒂尔达沉默了一会儿，说：“中国很好，真的很好。比我想象的发达太多，比瑞士方便太多。”

“但是，”她话锋一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能喝’的时候，千万不能信。”

苏珊娜愣住了：“什么意思？”

玛蒂尔达笑了，给她讲了成都火锅局的故事，讲了上海商务宴请的故事，讲了那些“不能喝”之后的“再来一杯”。

苏珊娜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为什么不听你的？你说不能喝了啊！”

玛蒂尔达摇摇头：“我开始也不理解，后来懂了。在中国，这是一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他们劝你喝酒，不是想灌醉你，是想告诉你：我把你当朋友。”

她继续说：

“在瑞士，我们说‘不’就是‘不’。在中国，‘不’可能是‘再考虑一下’，是‘客气一下’。如果你不继续坚持，他们会觉得你不够热情。”

“这就像他们的三轮车大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愿意用自己辛苦蹬三轮的时间，免费送我们去赶车。在瑞士，这不可能发生，不是因为瑞士人冷漠，是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中国的热情，和瑞士的热情，表达方式不一样。但那份心意，是一样的。”

苏珊娜听完，若有所思。

“所以，”她问，“你还会再去吗？”

玛蒂尔达毫不犹豫地点头：“当然。我会再去，而且下次，我会提前学好一句话”

“什么话？”

“我真的不能喝了，不是客气，是真的。”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如今，玛蒂尔达的手机里还存着和成都朋友们的合影，微信里还留着和阿杰的联系方式。每天早上，她会给自己烧一壶热水，泡一杯茶。同事问她怎么改喝茶了，她笑着说：“习惯了。”

那个让她在酒桌上醉倒的夜晚，那个让她困惑的“不能喝”悖论，如今成了她最想分享的中国故事。

不是因为那次经历多么愉快，而是因为，它让她真正开始理解中国。

理解中国的热情，理解中国的表达方式，理解那些藏在酒杯背后的善意。

那些说“不能喝”的人，不是真的不能喝。那些劝你喝酒的人，不是真的想灌醉你。

他们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来，很高兴认识你，我们是朋友。

只是这种表达，需要用一种你不习惯的方式。

2025年4月底，玛蒂尔达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是阿杰发来的：“玛蒂尔达，成都有国际美食节，你来不来？这次不劝你酒，真的！”

她看着消息，笑了。

她想，她一定会去的。不是为了验证那句“不劝酒”是不是真的，而是为了再感受一次那种藏在酒里的热情，再遇见那些温暖的人。

毕竟，理解一种文化，从来不是学会他们的语言，而是听懂他们没说出口的那句话。

中国人说“不能喝”，可能真的是客气。

但中国人说“欢迎再来”，是发自真心的。

这，大概是她用一场醉酒，换来的最宝贵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