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巴黎姑娘艾米丽·勒鲁瓦拖着行李箱，站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路口，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这是她来中国的第三天。按照出发前的想象，她以为会看到一幅“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图景：破旧的街道、忙碌的工厂、为生计奔波的疲惫面孔。然而眼前的一切，彻底颠覆了她的预期。

摩天大楼直插云霄，玻璃幕墙反射着春日暖阳。街上人潮涌动，但奇怪的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悠闲地扫码、取餐、说说笑笑。商场里人头攒动，咖啡馆里座无虚席，公园里老人在打太极，年轻人在拍照打卡。

艾米丽站在路边，呆呆地看了半个小时，脑子里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

“中国人都不用工作吗？”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她自己都觉得可笑。来之前她做过功课，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地球上工作最勤奋的国家之一。可眼前的景象，分明是一个全民休闲的度假胜地。

她把这个问题发给了在国内的闺蜜。闺蜜秒回：“你说的是中国？我听说他们很卷的，天天加班到深夜。”

艾米丽更困惑了。

这趟为期十五天的中国之旅，从上海开始，途经杭州、成都，最后在北京结束。每一天，她都在经历认知的颠覆和重建。而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真相，最终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中国人不是不工作，而是把工作和生活，活成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样子。

27岁的艾米丽是地道的巴黎姑娘，在一家设计公司做插画师。和许多法国年轻人一样，她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几个模糊的标签：长城、熊猫、功夫电影，还有妈妈那本旧《国家地理》上的漓江渔翁。

2025年底，中国的免签政策从15天延长到30天，这个消息在她和朋友群里炸开了锅。几个闺蜜商量着要组团去中国，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搁置，只有艾米丽一咬牙，请了十五天假，订了飞上海的机票。

出发前，朋友们给她“科普”：

“中国发展挺快的，但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肯定没法国好。”

“你得换现金，那边很多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晚上早点回酒店，听说治安……你懂的。”

“做好心理准备，中国人很‘卷’的，街上都是匆匆忙忙赶路的人。”

艾米丽把这些叮嘱记在小本子上，换了三千欧元现金，塞得钱包鼓鼓囊囊。她甚至带上了备用充电宝，听说中国电压不稳定，怕手机没电。

带着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她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十一个小时后，当她走出浦东机场的那一刻，她的人生认知，开始被一点点击碎。

“这也敢叫发展中国家？”

这是艾米丽走出浦东机场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

航站楼宽敞明亮，指示牌有中英文对照，Wi-Fi信号满格，连厕所都有智能马桶盖。她愣在原地，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闺蜜：“你们确定我来的是发展中国家？”

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

她按照攻略，提前在网上订了去市区的高铁票。原本以为和法国的TGV一样，需要提前半小时排队检票、找车厢。结果到了高铁站才发现，根本不用纸质票，工作人员告诉她，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进站。

站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车厢里安静整洁，座位旁有充电口，三个小时就从机场抵达市区，比她平时从里昂到巴黎的TGV快了近一倍。

“在法国，坐高铁是一种仪式，要提前买票、提前到站、排队检票、找车厢。在中国，坐高铁像坐地铁一样随意。”艾米丽在旅行日记里写道。

更让她震撼的是地铁。上海的地铁线路密密麻麻，换乘时跟着指示牌走，几分钟就能找到下一条线路。不管坐多远，票价都很便宜。她想起巴黎地铁，历史悠久，却常常故障停运，换乘通道绕得人头晕，票价年年上涨。

出站时，她遇到一个难题：不会用手机支付。

出发前换的那叠现金，此刻显得笨重又多余。她掏出钱包，准备付现金，结果工作人员指了指旁边的二维码：“扫码就行。”

艾米丽傻眼了。她连微信都没有，怎么扫码？

旁边排队的大叔看出她的窘迫，用手机帮她付了款，艾米丽赶紧掏出现金还给他。大叔笑着摆手，用生硬的英语说：“Welcome to China.”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那一刻，艾米丽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住进南京路附近的民宿后，艾米丽开始了她的街头观察。

第一天早上六点，她被窗外的声音吵醒。探头一看，楼下的早餐摊已经出摊了：热气腾腾的豆浆、金黄的油条、冒着白气的包子。摊主阿姨手脚麻利，招呼着匆匆而过的上班族。

她下楼买了一杯豆浆，扫码支付，2.5元。阿姨不会说英语，但笑眯眯地比划着让她趁热喝。

七点，地铁口涌出大批人潮。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背着电脑包，手里提着早餐，步履匆匆。艾米丽心想：这才是我想象中的中国，忙碌的打工人。

但到了上午十点，街上的景象突然变了。

商场开门了，咖啡馆坐满了人，奶茶店门口排着队。一群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在网红店门口拍照打卡。公园里，老人们在打太极、跳广场舞，还有人围在一起下象棋。

下午两点，她路过一家足疗店，透过玻璃窗看到里面躺着七八个人，脚泡在木桶里，手里刷着手机，一脸享受。

下午四点，茶馆里座无虚席，年轻人喝着茶聊着天，还有人抱着电脑在办公，但看起来更像是“顺便”处理一下工作。

晚上八点，夜市开张了。烤串、凉皮、臭豆腐、糖水，香气扑鼻。摊主们热情地招呼客人，食客们坐在小马扎上大快朵颐，烟火缭绕，人声鼎沸。

凌晨一点，艾米丽睡不着，打开窗户，楼下依然有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

她彻底混乱了。

在法国，工作日的大街是安静的，大家要么在上班，要么在家。咖啡馆里坐着的多是退休老人和游客。晚上八点以后，除了少数酒吧，几乎没有开门的餐馆。

但在这里，全天候都有人在“休闲”。这些人不用上班吗？他们哪来的钱消费？如果大家都在玩，谁在生产？

她把这个困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法国朋友回复她：“你想错了。他们不是不工作，而是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答案，艾米丽当时没懂。

来中国之前，朋友叮嘱她多换现金。艾米丽照做了，钱包塞得鼓鼓囊囊，走到哪儿都像个移动的钱包。

到了中国才发现，现金根本用不上。

第一天买早餐，她用现金付款，摊主阿姨愣了一下，接过钱，从围裙口袋里翻出皱巴巴的零钱找给她。旁边排队的人齐刷刷看着她，那眼神仿佛在说：这年头还有人用现金？

第二天，她在便利店买水，掏出钱包，收银员指了指旁边的二维码：“WeChat or Alipay？”

艾米丽尴尬地笑笑：“Cash only.”

收银员叹了口气，接过现金，从抽屉里翻出零钱。整个过程花了三分钟，后面排队的人开始不耐烦地叹气。

当天晚上，艾米丽在民宿房东的帮助下，注册了微信，绑定了银行卡。第二天，她终于可以扫码支付了。

那种感觉，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买早餐“滴”，搞定。坐地铁“滴”，进站。买奶茶“滴”，取餐。逛夜市“滴”，付款。卖煎饼果子的大爷，手机挂在脖子上，收款码贴在三轮车上，娴熟得像用了几十年。

有一次，她在路边看到菜市场的大爷大妈，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收款码。艾米丽震惊了：连菜市场都数字化了？

在法国，人们依旧习惯用现金和信用卡。很多小餐馆、小商店不支持信用卡支付，每次出门都要反复检查钱包里有没有现金。艾米丽的奶奶至今不会用手机支付，去超市必须带现金。

但在这里，手机就是钱包，就是钥匙，就是身份证。一部手机，能搞定衣食住行所有事。

“中国人不用带钱包，因为口袋里装着整座城市。”艾米丽在日记里写道。

如果说白天的景象让艾米丽困惑，那么夜晚的景象，则让她震撼。

在上海的第三天晚上，艾米丽在民宿加班赶稿子，一直忙到凌晨一点。肚子饿了，她想起朋友说过中国有24小时外卖，试着打开饿了么，虽然看不懂中文，但靠着翻译软件，她成功点了一份粥和几个小菜。

下单后不到半小时，门铃响了。

打开门，一个满头大汗的外卖小哥站在门口，手里拎着热气腾腾的袋子，喘着气说：“慢慢吃啊！”然后转身跑下楼。

艾米丽站在门口，看着手里的外卖，愣了好久。

凌晨一点，在法国，外卖软件里只有几家披萨店和汉堡店还在营业，等一个小时送到是常事，饭菜早就凉了。但在这里，不到半小时，热粥、小菜，还有一包附赠的纸巾和牙签。

第二天晚上，她特意在民宿楼下蹲点观察外卖小哥。

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电动车一辆接一辆驶过。有的小哥车后座绑着保温箱，有的小哥一手骑车一手看手机接单。红灯前，他们刷着手机，绿灯一亮，电动车像离弦的箭冲出去。

有一天中午，艾米丽在上海的街头，看到一个外卖小哥蹲在路边吃午饭。他蹲着，餐盒放在膝盖上，狼吞虎咽吃了不到五分钟，接了个电话，把剩饭收起来，骑车走了。

那一刻，艾米丽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中国人不是不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太工作了。只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和法国人完全不同。

在法国，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下班时间一到，关机走人。周末就是周末，假期就是假期。

但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是模糊的。外卖小哥凌晨还在送餐，是为了白天能多休息一会儿；咖啡店里那些看似悠闲的人，其实是在用手机处理工作；公园里打太极的老人，是已经退休、年轻时拼命工作的一代人。

那些白天在“休闲”的人，要么是晚上在工作，要么是曾经在工作，要么是此刻一边“休闲”一边在工作。

中国人不是不工作，而是把工作和生活，揉成了一团谁也分不清的面。

让艾米丽彻底爱上中国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移动支付，而是那些陌生人的善意。

在上海的第四天，她遇到了一次意外。

那天她在地铁站自助售票机前，因为看不懂操作，对着屏幕发呆。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过来，用翻译软件问她：“需要帮忙吗？”

艾米丽指了指目的地，工作人员帮她买了票，还带她走到正确的闸机口。临走时，工作人员笑着说：“Welcome to Shanghai!”

还有一次，她在南京路逛街，手机快没电了。正发愁，看到一个奶茶店门口有共享充电宝。她不会操作，店员主动过来帮忙，用英语告诉她怎么扫码、怎么租借。她还担心押金问题，店员摆摆手：“没事的，先借去用，回来还就行。”

最让她感动的，是在成都的那次经历。

那天她在宽窄巷子逛到很晚，迷路了。手机导航看不懂，又不会打车软件，急得团团转。一个路过的阿姨看到她焦急的样子，停下来问：“姑娘，需要帮忙吗？”

语言不通，阿姨掏出手机，用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你要去哪里？我帮你打车。”

艾米丽把民宿地址给阿姨看，阿姨叫了一辆滴滴，跟司机交代清楚，还拍了车牌号发给艾米丽，比划着说：“上车吧，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艾米丽眼眶红了。

在法国，人们习惯了“各自为战”的生活。邻里之间很少往来，甚至住了几年都不知道邻居是谁。遇到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

但在这里，陌生人会主动帮忙，不求回报，甚至不要她的感谢。

后来她在网上看到，有两位法国闺蜜博主在重庆旅游时，也遇到了类似的经历，银行小姐姐帮她们垫付出租车费，还让她们把热心传递下去。艾米丽看完视频，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她知道那种感觉，被陌生人的善意击中，猝不及防，终生难忘。

离开上海后，艾米丽去了杭州和成都。

在杭州，她去了西湖。清晨六点，断桥上已经有人在晨练。九点，游客涌来。下午三点，湖边咖啡馆坐满了人。她问一个正在喝茶的年轻人：“你不用上班吗？”

年轻人笑了：“我请假了，陪女朋友来玩。平时周末也要加班，难得出来一趟。”

在成都，她去了人民公园。下午三点，鹤鸣茶社座无虚席。有人打牌，有人掏耳朵，有人嗑瓜子聊天。艾米丽坐在竹椅上，点了一杯竹叶青，看着眼前悠闲的人群，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巴适”吗？

但她很快发现了“真相”。

她旁边那桌，三个年轻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工作，笔记本电脑摆在桌上，手机开着微信群语音。他们点的不是瓜子，是充电宝。

对面的阿姨，手机一直在响，接了五六个电话。后来艾米丽才听出来，她是开餐馆的，今天是周末，店里忙，她抽空出来喝茶，但电话没断过。

茶馆里那些看似悠闲的人，其实都在“边喝茶边工作”。真正的退休老人，是那些下象棋、打麻将的，他们是真的在休息。

艾米丽想起在法国，咖啡馆里的人是真的在喝咖啡，看书、发呆、聊天，没有手机，没有电脑。那种纯粹的“慢”，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似乎不存在。

但奇怪的是，她发现自己更喜欢中国的这种“慢”，带着烟火气，带着忙碌，带着“抽空休息一下”的珍惜感。

行程的最后四天，艾米丽去了北京。

在天坛，她看到许多老人在晨练打太极、踢毽子、舞剑。她问导游：“这些老人不用带孙子吗？不用工作吗？”

导游笑着解释：“他们退休了。中国的退休年龄是女50-55岁，男60岁。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好，就来公园锻炼。等会儿八九点，他们就要回家买菜做饭带孩子了。”

在胡同里，她看到另一个场景：年轻人匆匆出门上班，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她问一位老大爷：“您在这儿坐着，不用工作吗？”

老大爷听不太懂，但通过手势明白了。他笑着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远处的高楼，比划着说：“以前在那儿上班，现在退休了，晒太阳。”

艾米丽突然明白了那些大街上的“不工作”的人是谁了，是退休的老人，是调休的年轻人，是自由职业者，是趁着午休出来喝杯咖啡的白领，是轮班休息的服务员。

中国人不是不工作。恰恰相反，他们的工作强度，远超法国人的想象。

在法国，35小时工作制是写在法律里的。但在中国，996是常态，007也不稀奇。那些白天出现在咖啡馆里的人，要么是晚上加班到凌晨，要么是难得的调休日，要么是“一边喝茶一边工作”。

他们不是在偷懒，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疲惫。

十五天的中国之旅，转瞬即逝。

离开那天，艾米丽在机场哭了。不是舍不得，是想到要回去面对法国的“不方便”，她感到恐惧。

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回巴黎的第一天，她去超市买菜。挑了一大堆东西，结账时掏出手机准备扫码——收银员一脸茫然：“我们只收现金和卡。”她翻遍钱包，发现现金不够，只能尴尬地退掉几样东西。

晚上八点，她饿了，想点外卖。打开外卖软件，只有几家披萨店和汉堡店在营业，配送费比披萨还贵。等了快一个小时，披萨送到了，凉透了。

她想喝热水，发现自己没有烧水壶。在法国，大家喝自来水，没有喝热水的习惯。她站在厨房里，端着那杯冰凉的披萨，突然就哭了。

第二天，她想坐地铁去工作室。到了地铁站，发现线路故障停运，只能绕远路坐公交，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才到。

第三天，她去银行办事，排了一个小时的队，结果被告知需要预约。

接下来的三天，艾米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乎没出门。她翻看着手机里在中国的照片——早餐摊的豆浆、便利店的扫码支付、外卖小哥的微笑、帮她打车的阿姨、茶馆里一起喝茶的陌生人。

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

朋友问她：“法国和中国，到底差在哪里？”

艾米丽想了很久，说了一段话：

“不是高楼大厦的差距，不是经济总量的差距。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便捷度、人情味和生活温度。”

“法国有浪漫的街道、悠久的历史，有慢节奏的生活和精致的美食。这是法国的优势。”

“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便民服务的完善、邻里间的善意，以及那种充满活力的烟火气，是法国难以比拟的。”

“在法国，生活是精致的，也是孤独的。在中国，生活是忙碌的，也是温暖的。”

如今，艾米丽的手机里还存着和民宿房东、煎饼阿姨的合照，微信里还留着帮过她的外卖小哥的联系方式。

她经常跟法国的朋友分享在中国的经历，告诉他们中国有多方便，中国人有多热情。很多朋友都被她“种草”，打算今年也去中国旅游。

但她最常被问的问题，还是那个：

“中国人真的不用工作吗？”

艾米丽现在会这样回答：

“中国人当然要工作。他们比我们更努力、更拼命。只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和法国人不一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

“那些白天出现在大街上的人，可能是轮休的服务员，可能是刚加完夜班的人，可能是难得的调休日，也可能是退休后终于可以享受生活的老人。”

“在中国，我看到了工作最辛苦的人，也看到了最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这并不矛盾，恰恰是因为辛苦，才更懂得珍惜那些可以‘不工作’的时刻。”

“所以，当我站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那些‘不工作’的人时，我看到的不是懒散，而是一种平衡，用尽全力工作，也尽全力享受生活。”

“这大概就是中国给我上的最宝贵的一课。”

2026年1月底，艾米丽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是上海那个帮过她的地铁工作人员发来的，她给艾米丽发了一张照片，是南京路步行街的夜景，配文：“想念上海吗？欢迎再来。”

艾米丽看着照片，笑了。

她想，她一定会再回去的。不是为了打卡景点，而是为了再感受一次那种藏在烟火气里的幸福，再遇见那些温暖的人。

那些大街上“不工作”的人，其实在用他们的方式，告诉世界一个真相：

中国人不是在“不工作”，而是把工作和生活，活成了一种法国姑娘从未见过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