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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丹东海关出口，一辆挂着朝鲜车牌的蓝色大货车缓缓驶出。驾驶座上的年轻人双手紧握方向盘，指节发白，眼神里有一种即将奔赴战场的紧张。

他就是那个第一次来中国的朝鲜司机。

电话接通后，我上了他的车。还没来得及系好安全带，就听见他用生涩的中文嘟囔了一句：“车……太多了。”

我往外一看，不就是正常的早高峰车流吗？可在他的眼里，这简直是汪洋大海。

从海关到监管仓库，不过十公里，要穿过丹东的老城区。路不宽，但该有的都有——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行人，红绿灯、斑马线、监控探头、指示牌。

出了海关大门，我指着前方的车道：“靠右，走大货专用道。”

他点点头，踩下油门。车速刚提到三十，他突然一个急刹——后面跟着的小轿车差点追尾，喇叭声震天响。

“没事，走吧。”我安慰他。

可他不敢动。前方路口，绿灯刚变成黄灯。

“快，冲过去！”我喊。

他愣愣地看着那个黄灯，像看一个从未见过的怪物：“这……这是什么灯？绿灯灭了，怎么不是红灯？”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朝鲜新义州，路口只有警察，没有红绿灯。黄灯这个东西，他的人生词典里根本没有。

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喇叭声此起彼伏。他终于鼓起勇气启动，但那个黄灯，像一根刺扎在他脑子里，一路上他都在嘀咕：“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真正的考验在立交桥。

当车子开始爬坡，他发现了不对劲——这路怎么越来越高？等上了桥面，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得合不拢。

“这……这是在空中开车吗？”

他死死握着方向盘，身体僵直，目光惊恐地扫过桥下的屋顶、远处的楼群、交错的匝道。对他来说，这不是立交桥，这是悬在空中的迷宫。新义州的路是平的，最多有个坡。而这里，路在天上，还要左转右转，还要并道，还要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指示牌。

“慢点，没事，稳着开。”我递给他一瓶水。

他不敢接。双手像焊在方向盘上，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我看见他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往下滚。

那一刻，我没有觉得好笑。我想的是，三十年前，第一次坐汽车上高速的父辈们，大概也是这种表情吧。

终于熬到了监管仓库。卸完货，他下车，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刚刚完成一场生死考验。

“中国……太发达了。”他站在仓库门口，看着远处的高楼，语气复杂，“楼那么高，路那么乱，车那么多……我们新义州，没有这些。”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鸭绿江最窄的地方不过几百米，一江之隔，却是两个世界。

他继续说着：“我们那里，路上跑的最多的是牛车，自行车，还有我们这种货车。警察站在路口指挥，不会这么乱。这里……红绿灯会变，还有黄灯，还有那么多牌子，我根本看不完。”

我听着，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他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

“走吧，我送你回去，顺便给你买点吃的。”

他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回去。”

“你认得路？”

他愣住了。来的时候太紧张，他根本没记住路。那条错综复杂的路线，在他脑海里只剩下一团乱麻。

“还是……还是麻烦你吧。”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脸有些红。

回去的路上，他放松了一些。但还是不敢开快，不敢并道，每次看到黄灯都会下意识减速。我不再喊他，只是偶尔提醒一下方向。

开到海关门口，我让他停在路边等我。他一脸紧张：“你要走吗？别走……”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马上回来。”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

我跑进旁边的小店，买了几个面包，两瓶水，还有一袋饼干。回来的时候，他正趴在方向盘上，透过挡风玻璃眼巴巴地看着我离开的方向。看到我提着东西回来，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拿着，路上吃。”

他接过袋子，看着里面的面包，又看着我，眼眶突然红了。他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他用朝鲜语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猜，大概是谢谢。

他上车，发动，缓缓驶向海关通道。在进门前，他探出头来，用力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手。然后看着他消失在那些他看不懂的红绿灯、立交桥和车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