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起于沟渠水墉之神,成于城垣护佑之祀,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与民间信仰交织的精神坐标。自先秦水庸神位列八蜡,到三国芜湖首建城隍庙成制,再经唐宋普及、明代鼎盛,城隍由自然神演变为人格化的城市守护神,更成为官府与民间共守的幽明共治象征。兖州作为古九州之一、明清鲁郡首府,以一城双庙、府县分祀的独特格局,在齐鲁城隍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兖州城隍庙的特殊,首在一府一县、两庙分立的规制。明清兖州为府治,附郭滋阳县,故而设府城隍庙与县城隍庙各一座,对应府、县两级行政,分掌幽冥职守,这也是兖州老城留下东城隍庙街、西城隍庙街两条同名街巷的根源——一街在东南,依府城隍庙而兴;一街在西南,傍县城隍庙而建,彼此独立,见证着古城的行政肌理。
府城隍庙居城东南、南门内东侧,是兖州规模最宏、沿革最详的祀宇。据康熙《滋阳县志》载,其创建无考,正统十三年重修,天顺五年知府郭氏再葺,嘉靖四十三年知县李之茂补修拜殿,康熙五十四年知府金一凤题匾“岱东天牧”,定格其鲁郡城隍之首的地位。庙宇沿中轴线递进,大门三间,次第设二门、拜殿、正殿、寝殿,东西内外四厢房环列,专设府县新官到任斋宿之所,是明清地方官上任必拜的礼制场所。丰城蔡珪《重修城隍庙记》载,此庙“捍外卫内,民赖以安”,历代官员捐俸倡修,不费民财、不劳民力,正统年间重修时恰逢大旱,竣工之日甘霖普降,被百姓视为“至诚感神”的吉兆,更让府城隍庙成为兖州祈雨、禳灾、祈福的核心场所。
县城隍庙则简约质朴,初在东关龙王庙左,明万历戊午年知县刘錬改建于城西南钟楼迤西,仅存大殿、廊庑、大门;清康熙八年,庠生田厥茂率众添建墙垣、照壁,重设门户,以旧门为二门,康熙十一年知县李潆整修定型。虽规制不及府庙,却同样内设道纪司,掌一方香火祀事,是滋阳县百姓的精神依托。
明代是兖州城隍庙的鼎盛期,与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的礼制改革深度绑定。洪武初年,朝廷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封爵分等,府城隍为威灵公、州为侯、县为伯,庙宇仿官署格局,打造“阴间官府”体系,与阳间行政一一对应。兖州府城隍庙依府制营建,殿宇森严、仪制完备,胡渊《重修城隍庙记》言其“正殿、寝室、神祠、钟亭、斋室纤悉俱备,绘以文采,焕然一新”,塑劝善惩恶神像,观者起敬,暗合“敬神爱民、教化生民”的治国理念。彼时城隍多祀历史名臣,以人格神承载忠义精神,兖州城隍虽无明确姓名记载,却以“公正察善恶”的信仰内核,成为地方道德与秩序的守护者。
城隍庙的楹联,道尽这一信仰的本质。“任凭你无法无天,到此孽镜悬时,还有胆否?须知我能宽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转头来”,直白警示善恶有报;“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那知头上有青天”,道尽人心与天道的制衡。这不仅是明代社会治理的缩影,更是兖州城隍庙千年传承的精神底色。
百年前的影像,为兖州城隍庙留下珍贵实证。1910年,德国传教士佛尔白拍摄滋阳县城隍庙,庙前戏台对峙,古建俨然。这位编纂《德华辞海》的传教士,以镜头定格了清末兖州城隍庙的风貌,让百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这座祀宇的旧时模样。
文人笔墨,更让兖州城隍信仰跨越时空。唐代李商隐《为安平公兖州祭城隍神文》,以“四民攸居,是分都邑;五兵未息,爰假金汤”盛赞城隍守土之责;嘉定龚弘任兖州知府时,与城隍神梦中相会,断案解惑、惩恶扬善的传说,在民间代代流传,将官、神、民的联结写得生动真切。
如今,兖州城隍庙的建筑虽已隐入历史烟尘,但其承载的信仰与文化,仍藏在老街巷的名字里、方志的记载中、百姓的记忆里。一城双庙,是鲁郡首府的行政印记;幽明共治,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治理智慧;善恶有报,是刻在兖州人骨子里的道德信条。
从沟渠之神到城市守护神,从官署祀典到民间信仰,兖州城隍庙见证着古九州的沧桑变迁,也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宁与初心。在齐鲁文化的长河中,它始终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精神原乡,让“头上有青天、心中有敬畏”的信念,代代相传。(选自王大中《大中艺文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