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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在暮色中驶过鸭绿江的时候，车厢里的灯突然亮了。

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对岸的灯火渐渐稀疏，最后只剩下零星几点，像是黑绒布上撒落的几粒米。同行的旅伴说，过了江就是朝鲜了。我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这片神秘土地的模样，可窗外只有浓得化不开的夜。

到达平壤站是第二天清晨。

站台上很安静，没有印象中火车站该有的喧闹。穿深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站成一排，表情肃穆。旅客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默默前行，没有人高声说话，只有脚步声在空旷的站台里回响。

接我们的导游姓金，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穿一件藏青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站在出站口最显眼的位置，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看到我们就迎上来，微微欠身，用标准的中普通话说：“欢迎你们。”

她的中文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清晰，像小学生念课文。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平壤一所大学学了四年中文，毕业后分配到旅行社，已经做了三年导游。

“小金，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第三天去开城的路上，同行的老李忽然问。

车厢里安静了一瞬。这个问题我们憋了好几天，一直没敢问。

小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大概五六百块吧，人民币。”

五六百。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落在车厢里。

“在朝鲜，”她补充道，声音轻轻的，“这已经算高工资了。我们单位的领导，比我多不了多少。”

老李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上个月刚给儿子报了个两万块的补习班。

小金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的沉默，继续往下说：“其实还有一个职业工资更高，能到一千块左右。”

“什么工作？”有人问。

“矿工。”她说，“下井挖煤的。因为辛苦，也危险，所以工资高。可是……”她顿了顿，垂下眼睛，“愿意去的人不多。”

一千块。用命换的一千块。

返程那天，列车晚点了。我们在站台上等了很久，小金一直陪着。

“你们中国人真好。”她忽然说，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工资那么高。”

“也不高，”老李苦笑，“四五千块，在一线城市连房租都不够。”

小金睁大眼睛：“四五千还不高？那……那要多少才够？”

我说不出口。我没办法告诉她，在我的朋友圈里，月入过万的人还在焦虑，月入五万的人还在喊穷，身家百亿的人在饭局上抱怨经济下行。

她忽然又问：“你上次说的那种，有几百亿的人……他们一天吃多少顿饭？”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像一把钝刀子，毫无预兆地扎进来。

“应该……还是三顿吧。”我说。

她点点头，若有所思，然后笑了：“那和我们一样。”

列车进站了。她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厢，站在车窗外朝我们挥手。隔着玻璃，我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听不见声音，但我猜是“再见”。

列车启动，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站台的尽头。我忽然想起她问的那个问题：几百亿的人，一天吃多少顿饭？

在他们觥筹交错的饭局上，在她分餐制的食堂里，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升日落之间，答案或许真的是一样的。

可又有什么不一样。

列车驶过鸭绿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岸的灯火越来越密，越来越亮，像一条流动的银河。同行的旅伴们都睡了，只有我还趴在车窗上，望着那片璀璨的夜。

我忽然很想问问那个穿藏青色西装的姑娘：当你每个月拿着五六百块的工资，当你听说中国人月入四五千还嫌少，当你听见“千亿”这个词时，你心里在想什么？

是羡慕吗？是向往吗？还是像我此刻一样，只是安静地望着窗外的灯火，不知道该说什么。

车窗上倒映出我的脸。三十多岁，五官模糊，神情疲惫。一个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年人，一个在深夜里为几千块加班费拼命的人，一个在另一个姑娘眼里，活在“高工资”天堂里的人。

列车呼啸着穿过黑夜。我闭上眼，仿佛又看见她站在站台上，穿着一丝不差的藏青色西装，朝我挥手，用四年大学练出来的标准普通话说：

“欢迎你们。”

那句话我听过很多遍。可这一次，在车窗上映着万家灯火的时候想起来，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不是为了她，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不同的地方，用那么不同的方式，认真地活着，努力地活着，却永远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江。

夜深了。列车还在往前开。对岸的灯火越来越近，越来越亮，亮得我眼睛发酸。

窗玻璃上，那张疲惫的脸渐渐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