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上下杭经商的兴化籍（莆田）商帮主要有

福胜香茶行

（潘有声家族产业，位于福州仓前山）

聚源发纸行

（林时霖开设，位于福州下杭街）

何元记糖栈

（何元育开设，位于福州下杭街）

义美京果行

（苏开勋、苏秋兰父子经营，位于福州下杭街）

蔡大生鞭炮行

（蔡友兰开设，位于福州下杭街）

德发、德余、德康、德昌

（“四德”京果行，徐姓家族开设，位于福州下杭街、中亭街、南街等）

兴化商帮，泛指以福建莆田、仙游籍为主的商人群体。自唐宋以来，莆田人便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至清代，“无兴不成镇”“无兴不成市”的民谚已广为流传，足见兴化商帮足迹之广。而福州上下杭，正是他们书写商业传奇的最重要舞台。

上下杭地处闽江之滨，“五口通商”后，这里水运便捷，商贾云集，成为洋货倾销与土产集散的中心。兴化商人看中这块“财源滚滚”的福地，纷纷抢滩下杭街，以至于福州人曾将这里直呼为“兴化街”。他们在下杭街建立兴安会馆，供奉妈祖与陈文龙，既是寄托乡愁的驿站，也是议行论市、抱团互助的中心。凭借吃苦耐劳、精明善算、合群抱团的特质，兴化帮成为上下杭数十个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支。

20世纪20年代，兴化帮进入鼎盛期，涌现出多位商界巨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被誉为“四大金刚”的四位代表人物。

聚源发纸行老板林时霖，人称“十六先”，出身贫寒，从纸行陪读做到司账，最终逆袭成为老板。他深耕纸业，在闽西北设加工点，在营口、大连等地设庄经销，资产达二三十万银圆，成为兴化帮出任闽侯县商会会长第一人。何元记糖栈的何元育，从大桥头嫩饼店推销员做起，一分一厘积攒起家，最终将糖栈生意做到长江以北，资产最多时达六十万银圆。义美京果行的苏开勋、苏秋兰父子，对南北京果的产销了如指掌，苏秋兰甚至能凭气候预测年景，义美年营业额超百万银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京果行。蔡大生鞭炮行的蔡友兰，十七岁外出闯荡，从桂圆焙干起家，垄断湖南市场，后又涉足鞭炮加工、钱庄、汽车运输，资产达三十多万银圆，成为“四大金刚”中唯一善始善终的商界领袖。

除“四大金刚”外，黄石徐氏家族的“四德”——德发、德余、德康、德昌四家京果行，同样名噪一时，被商界称为“京果水牛”。德发京果行的创始人徐氏，曾因生意失败绝望至欲投江自尽，幸得扁担入水盘旋的“天命”启示，咬牙坚持，终成大业。德发京果行旧址至今仍矗立在下杭街，以其欧式建筑风格诉说着昔日繁华。

兴化商帮的经营之道，有着鲜明的特点。他们大多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从挑担摆摊、走街串巷做起，再苦再累的活都肯干，“能赚一分是一分，能赚一厘是一厘”。即使后来富甲一方，依然精打细算，“一片铜钱当一块银圆使”，与闽南商人的一掷千金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合群抱团，同乡之间有强大的凝聚力，相互提携，彼此照应，“神仙难赚兴化钱”“摔倒了也能抓一把沙”便是对他们精明善算的生动写照。从叫卖豆腐、兴化粉的小贩，到经营京果、土纸、糖类、国药的大户，乃至涉足钱庄、侨汇、海运、汽车运输，兴化商人几乎无孔不入，垄断了福州乃至全省的多个行业。

然而，盛极而衰，似乎是许多商帮难以逃脱的命运。兴化商帮的没落，既有外部环境的冲击，也有内在基因的局限。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日军轰炸掠夺，闽江口被封锁，商路断绝，许多商号被迫停业。国民政府腐败欺诈、苛捐杂税，通货膨胀如洪水猛兽，使大量财富化为乌有。更令人叹息的是，许多兴化商人在积累资本后，并未将资金投入实业扩大规模，而是大量用于放贷，坐收利息以求安逸，最终在货币贬值中血本无归。同时，对后代教育的忽视，导致后继乏人。继承者们要么无心经商，要么养尊处优挥霍无度，正如福州民谚所叹：“一代抄裙别裤，二代不知世故，三代必然痛哭。”

“四大金刚”中，聚源发、何元记、义美均因战乱、通胀与子孙败家而黯然落幕。唯蔡友兰坚守实业，拒绝放贷投机，战时撤往闽北继续运输，解放后拒绝赴台，活至九十高龄，为兴化商帮保留了一份体面与尊严。

时至今日，下杭街早已繁华不再。兴安会馆旧址成了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只有侧面的马鞍墙依旧残留着旧年的印记。但兴化商帮吃苦耐劳、合群抱团、敢拼会赢的精神，依然深深镌刻在闽商的基因之中，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