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我坐在从丹东开往平壤的火车上，对面是一个朝鲜姑娘。

她叫李秀英，二十六岁，旅行社的导游。中文是在平壤外国语大学学的，说得比我想象中好太多。火车穿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她看着窗外，忽然问了一句：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很有钱？”

火车上的对话，从这句问话开始。

我说不是，有钱的只是一部分。她点点头，但眼神里明显不太信。

“你们能用手机上网？”她问。

我说能。

“能看外国的新闻？”

我说能。

“能随便去别的国家？”

我说办签证就行。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不行。”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但比火车铁轨的声音还响。

那是2013年，智能手机在中国已经开始普及，微信用户突破六亿，移动支付正在兴起。而在朝鲜，手机还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只能打国内电话，不能上网，不能漫游。

秀英用的是一部老式翻盖机，黑色的，边角磨得发亮。她说这是工作配的，一个月有一百分钟免费通话，超了要自己充。

“充一次多少钱？”我问。

“两千朝币，”她说，“大概够买两斤大米。”

火车经过新义州的时候，她指着窗外：“看，那边就是我们农村。”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土坯房，泥巴路，光着脚的小孩在田埂上跑。一个老人赶着牛车，慢悠悠地走在土路上，扬起一片灰尘。

“你们农村也这样吗？”她问。

我说二十年前差不多，现在好多了。

“那你们是怎么变好的？”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加入WTO——这些词用中文解释都不容易，更何况用她听得懂的方式。

最后我说：“慢慢来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

她想了想：“我们也是这么说的。但好像不太一样。”

她没有追问。火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城镇，从土坯房变成楼房，从泥巴路变成柏油路。

到了平壤，秀英带我们去酒店。

路上经过一个路口，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交警，站在路中央指挥交通。手势标准，表情严肃，身后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

秀英忽然说：“我们很羡慕中国人。”

我愣了一下。

“你们可以随便做生意，”她说，“可以自己决定做什么工作。我们不行。大学毕业分配到哪里，就是哪里。”

她说她其实想做外贸。哥哥在贸易公司工作，能接触到外国人，能出差，还能赚外汇。但她被分到了旅行社。

“旅行社不好吗？”我问。

“也好，”她想了想，“但不一样。做外贸能去中国，能去俄罗斯。旅行社只能等你们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早就接受的事。但那种平淡里，有一种东西，让人说不出的难受。

第二天中午，秀英带我们去吃冷面。

饭桌上，她给我们倒大同江啤酒，动作很熟练。

“你们中国人，”她忽然说，“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

桌上安静了。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我听过很多游客聊天，”她说，“有人说我们落后，有人说我们可怜，有人说我们被洗脑了。”

她顿了顿，抬头看我，眼睛很亮。

“但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想吃饱饭，也想孩子上好学校，也想老了有人养。这些，你们中国人不是也一样吗？”

我点头。

“那为什么你们总觉得我们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在平壤的最后一晚，秀英带我们去大同江边散步。

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晃晃悠悠的。远处的主体思想塔亮着灯，很高，很亮。

她忽然说起小时候。

“我十岁那年，有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粥，晚上喝粥，中间那顿没有。我妈说，忍一忍，会好的。”

“后来呢？”

“后来真的好了。但那种饿的感觉，我一直记得。”

她看着江面，沉默了很久。

“你们中国人，饿过吗？”

我说饿过。六零年代，很多人饿死了。

她转头看我，第一次露出惊讶的表情：“真的？”

“真的。比你们想象的要惨。”

她想了想，说：“原来大家都一样。”

最后一天，秀英送我们去火车站。

站台上，她递给我一个袋子：“路上吃。”

我打开看，是几个苹果，还有一袋饼干。

“你们中国人对我们好，”她说，“援助粮食，修路，建工厂。这些我们都知道。”

她停了一下，又说：“但我们也有自尊。我们不想一直被人帮。我们也想有一天，能帮别人。”

火车开了，她站在站台上挥手。

瘦瘦的身影，越来越远。

回国后，我偶尔会想起秀英。

想起她在火车上的那句“你们是不是都很有钱”，想起她在饭桌上的那句“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想起她在大同江边说的“原来大家都一样”。

后来我托人带过几本书给她，都是中文的，小说、散文、历史。不知道她收到没有。

有一个朋友问：“你觉得朝鲜人到底怎么看待中国人？”

我想了很久。

大概是——羡慕我们的物质，复杂于我们的优越，渴望我们的平等，但又保留着自己的自尊。

他们知道我们过得好，但不想被可怜。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但不想永远被帮助。他们羡慕我们的自由，但不会说出口。

就像秀英最后说的那句话——

“你们中国人，也有你们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说完，她笑了笑，那个笑容，我一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