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朝鲜旅行团。从丹东出发前，领队反复强调一条铁律：绝对不可以擅自进入当地人的商店，所有购物必须去指定的外汇商店。

带我们的朝鲜女导游叫朴美京，二十六岁，圆脸，说话轻声细语，中文是在平壤的旅游大学学了四年才毕业的。她每天都把“规定”两个字挂在嘴边，像捧着一本不能违抗的圣书。

团里有对中年夫妻，男的姓赵，走南闯北惯了，最烦被人管着。在平壤的第三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朴美京带我们在一个居民区附近散步。路边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商店，门口挂着塑料帘子，里面隐约能看到货架和几个当地人在买东西。

赵哥突然停住脚步，说：“我进去看看。”

朴美京的脸瞬间白了：“不可以的，规定外国人不能进。”

“我就看一眼，买包烟。”赵哥已经迈步了。

朴美京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声音开始发抖：“先生，求您了，真的不行。如果被看到，我会被处分的。”

赵哥甩开她的手：“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他掀开帘子就进去了。

前后不超过三分钟。他出来时手里多了两包烟，笑嘻嘻地说：“这不没事嘛，看把你紧张的。”

但朴美京没有接话。她站在原地，低着头，肩膀在微微颤抖。

我以为她在生气，走过去想替赵哥道歉。走近了才发现——她在哭。

不是那种抽泣，是拼命咬着嘴唇、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淌的那种哭。她用手背使劲擦脸，越擦越多。

“朴导，对不起，他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我慌了。

她摇了摇头，哑着嗓子说了句让我愣住的话：“我不是气他不守规定。我是怕……明天会有人来找我谈话。”

那天晚上，我透过酒店窗户，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抱着膝盖，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出现在餐厅，化了淡妆，看不出哭过的痕迹。只是眼睛下面多了一层遮不住的青黑。

她来给我倒茶时，我小声问：“没事吧？”

她挤出一个笑，轻轻说：“我昨晚写了检查。只要没有人举报，应该就过去了。”

我忍不住问：“如果真被处分了，会怎样？”

她端着茶壶的手顿了一下，眼神飘向窗外：“可能会被调离岗位，去农村的农场劳动。或者……取消我弟弟上大学的资格。我们家三个姐妹，只有弟弟有机会读大学。”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

“那个店里的东西，比你们的外汇商店便宜很多。”她突然说，“你们买一包烟的钱，够我们一家人吃三天。所以不能让你们进去，让你们看见了，会……”

她没有把话说完。

退房那天，我在大巴上看见赵哥塞给朴美京一盒巧克力。她没有推掉，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最里层，拉好拉链，又用手按了按。

车开了，她站在酒店门口挥手，和第一天接我们时一模一样的姿势，一模一样的微笑。

只是这一次，我总觉得那个笑容底下，压着一条很深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