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县域历史文化多年的老友曾问我：在山西东南部这片山里，泽州和陵川凭什么能让人记住？我想了想，给出了一个也许并不算全面、但确实最能触动我的答案——“文脉”。

一、千年古县，文脉何来

从郑州北上太行，穿过那条蜿蜒盘亘的太行陉，便踏入了山西东南腹地。你脚下踩着的，就是泽州的地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泽州府城（今晋城城区）与陵川县城之间，车程不过一个多小时，两地山水相连、古道相通，自古便是一荣俱荣的文化共同体。

尧舜时期，泽州为冀州之域，属“帝都畿内”。到了隋开皇三年，也就是公元583年，朝廷改建州为泽州，依境内的获泽河为名，“泽州”这个名字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而陵川，则要到十三年后——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从高平县析出东部区域正式建县，隋取“陵川”之名。《旧唐书》记载得清清楚楚：“陵川，汉泫氏县，隋改陵川”。

陵川当地人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先有崇安，后有陵川”。这句简简单单的口头语，藏着很深的历史逻辑——崇安寺的雏形是在南北朝大兴佛寺的背景下建起来的，当地人说它建在石勒墓冢之上，寺早于县，说明这一带的宗教文化中心，先于行政建制而存在。从这个细节里，你能隐隐感觉到：陵川的底子，从来就不是一块白地，而是一片早已被文化浸润过的土地。

但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陵川的一个事实：从隋开皇十六年建县，到2025年的今天，陵川县的县名没有改过，县城没有挪过地方，建制也没有变过。一千四百多年，山河易主、朝代更迭，这座太行山上的小县，硬是把自己的名字和位置，纹丝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放眼全国，能做到这一步的县份，屈指可数。

二、隐逸与传统：陵川的另一种底色

陵川地处太行之巅，山高路远。这种地理上的隔绝，在历史上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隐逸。

公元前11世纪，商朝灭亡，箕子避乱于此。他在陵川棋子山潜心推演，演绎出了后来风行数千年的围棋文化。经先秦史学会论证，陵川棋子山就是围棋的发源地。清雍正版《山西通志·山川》记载：“箕子山，在县东二十里……相传箕子避地憩山中，及武王访以治道，于此纳必履焉。”一个亡国大臣，在山高林密之处，用棋盘消磨漫长的岁月，也在棋道中寄托了一种深沉的隐逸情怀。

将近两千年后，金元之际，另一位教育大家郝天挺，从并州到潞州，最终落脚陵川。他在此设帐授徒，开创了郝氏家学。郝经后来在给其先曾叔大父郝震写的墓铭中说：“陵川学者，以郝氏为称首。”郝天挺的治学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读书不为文艺，选官不为利养”。读书不是为了辞藻，做官不是为了利益，要把人格修养放在第一位。这种务实而纯粹的教育理念，在历代官学中都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郝天挺最著名的一位学生，就是后来写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元好问。元好问十四岁入陵川，师从郝天挺六年，二十岁学成出仕。他在诗坛上的不朽成就，固然是他个人的才华，但陵川六年，那位老先生在课堂上的一句句教诲，无疑给了他最扎实的学问根基。

有意思的是，陵川的隐逸传统，并没有让这里的子弟们避世不出。恰恰相反，金元时期，从陵川走出来的科举精英，让整个北方都为之侧目。

三、七状元与“六大家学”：一座山的奇迹

说起科举史上的状元家族，很多人会想到苏州、绍兴，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太行山深处的小小陵川，竟出了七位状元和九十多位进士。

武氏家族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支。武明甫，字无疑，号太复，金贞元二年，也就是1154年，首登词赋科状元及第。他历任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大理正、谏议大夫右正言等职，官至户部尚书，为官耿直敢言，谥文端。他的侄子武天佑，金承安四年考中词赋科状元，官至翰林侍讲学士，章宗皇帝曾请他讲解河图洛书，对他的才华深表钦佩。另一位侄子武天和，泰和年间考中经义科状元，初授翰林应奉文字，不畏权贵、直言善谏。

叔侄三人，状元连中，中国科举史一千三百年，这样的盛况屈指可数。金章宗亲自题写“三状元第”匾额。元好问曾感慨道：河东李氏家族出过三个进士一个状元，时称“四桂”，而陵川武家一门出了三个状元一个进士，当称“四凤”。

更让研究陵川文化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是这里形成的“六大家学”——郝氏家学、武氏家学、杨氏家学、赵氏家学、都氏家学、秦氏家学。一个县域之内，能够同时出现六家风格各异、绵延数代的家学体系，这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看：郝家重人格修养，武家拼科举功名，杨家传书香门第，赵家出兄弟状元……六条文化支流，汇聚成了陵川一千多年的文脉长河。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陵川这个小地方，能在一千多年前就形成如此成熟的家学体系？答案也许很简单——正因为这里山高路远、地处偏僻，反而让传统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在这里找到了最纯粹的土壤。没有太多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子弟们只能老老实实读书，家族内部以诗书相传，代代积累，最终造就了金元时期陵川科举人才井喷的盛况。

四、泽州：兵家必争与艺术之乡

如果说陵川是太行山上一座清静的书院，那泽州就是太行山南端一座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

泽州自古为三晋通向中原的要冲，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三晋门户”“太行首冲”。境内天井关、太行陉、羊肠坂、碗子城、星轺驿等地名，在中国二十五史中反复出现。天井关位于泽州县南四十公里处的太行山南端要冲，因关南有三眼深不可测的井泉得名，雄踞于太行山最南部，是通往河南焦作的关隘，史称太行八陉之一，被誉为“太行第一关”。

历朝历代在此发生的战事不下数百起。战国时秦与韩、魏争上党屡战于此；唐代设泽潞节度使；五代梁、晋对垒时在此展开拉锯式争夺；金末元初金、元双方反复争夺。到了五代后周显德元年，即公元954年，泽州高平县南的巴公原上，一场战役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在巴公原与北汉、契丹联军激战。赵匡胤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表现英勇，战后被擢升为殿前都虞侯，为他后来的黄袍加身埋下了伏笔。巴公原之战使中原王朝由弱转强，为北宋一统中原奠定了基础。

但在战争的硝烟之外，泽州还有一个身份——艺术之乡。

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泽州阳阿，也就是今天的大阳镇，出了一位名叫孔三传的艺人。他长期活跃于汴梁瓦舍，吸收唐代变文、教坊大曲、杂曲及唱赚等曲艺元素，首创了“诸宫调”这种说唱艺术形式。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记载：“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歌唱和说白相间，采用琵琶等乐器伴奏。孔三传的这一创举，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为元杂剧的形成创造了更成熟的条件。中国戏曲音乐的全国性评奖以“孔三传奖”命名，足见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大阳古镇还有一项绝活——“九州针都”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山海经》记载“虎尾山其阴有铁”即指向大阳，历史上以手工制针业闻名天下。北宋时出了孔三传，明代又出了户部尚书茹太素、耿介不阿上万言书，再往后又有为国捐躯的武状元张大经。一位常年在当地调研的老学者跟我感叹，大阳的文化厚度，就藏在那些老宅院和古戏台的砖缝里——石砖的缝隙，就是历史的刻度。

五、古建遗存：石木之间的时光

说起古建筑，泽州和陵川在山西乃至全国的地位都举足轻重。

泽州府城玉皇庙，始建于北宋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庙内遗存各代彩塑二百八十四尊。后院西庑内元代二十八星宿彩塑被誉为“海内孤品”，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星宿以人和动物相结合，造型精美、比例匀称、面部表情生动传神，是道教艺术的巅峰之作。还有青莲寺，古寺初建于北齐天宝年间，是佛教弥勒净土宗寺院，寺内现存唐代彩塑，是全国仅存的三处唐代寺观塑像之一，垂腿弥勒佛更是全国绝无仅有。

陵川的古建遗存同样令人叹服。崇安寺位于县城中心的卧龙岗上，是陵川十大寺之首，古泽州境内规模最大的阁楼式寺院。山门古陵楼被誉为“最美山门”。西溪二仙庙创建于唐乾元年间，即公元758年至759年，一庙之内保存三座金代建筑，实属罕见，尤其是两座梳妆楼，是晋城地区最早的楼阁式建筑，也是金代楼阁式建筑的上乘之作。南吉祥寺、北吉祥寺、崔府君庙、龙岩寺……十七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陵川的国保数量在山西县级行政区划中高居第四。

一座小小的县，境内不可移动文物一千零五十三处，古建筑占了将近八成。走在陵川乡间，不经意间一抬头，可能就是一座宋金时期的木构建筑——飞檐斗拱、木刻砖雕，在几百年的风雨中沉默伫立。这种被历史包围的感觉，我在很多地方都没体验过。

六、薪火相传：文脉何以不息

泽州和陵川的文化生命力，并没有止步于古建和古籍中。那些从泥土和民谣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艺术，同样承载着这片土地上百姓的记忆与情感。

泽州秧歌属板腔体，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最初是由迎神赛社和元宵社火演唱的“地圪圈秧歌”吸收了上党梆子养分发展而来，形成于清乾隆晚期。大部分剧目以唱为主，道白很少，有的剧目甚至是一唱到底。泽州秧歌也叫“干板秧歌”，光用武场音乐，不用丝弦伴奏，唱腔优美易学，唱词明白如话，朗朗上口。

泽州四弦书形成于清光绪年间，因以四弦（四胡）为主要伴奏乐器得名，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陵川钢板书从清道光年间就在民间流传，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陵川“烂柯山的传说”，以箕子造棋、观棋烂柯、武王访道为主要内容，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平腔秧歌、五鬼盘叉、平城纸龙、陵川布贴画、陵川剪纸……这些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艺术形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口耳相传、代代承续，构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

我在思考泽州和陵川的历史时，常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之所以能绵延千年而不绝，靠的不仅仅是几座古寺、几篇碑文，而是深植于民间的那种对知识和艺术的敬畏。

陵川的“六大家学”传统，说到底，是家族内部的“私学”传统。郝氏家学、武氏家学、杨氏家学……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治学理念，每一家都在各自的时代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这种家族式、小而美的教育模式，反而比规模宏大的官办书院更能抵抗战乱的冲击。山河破碎，府县易主，但只要有一个家族的书香未断，文脉就不会中断。

而泽州的经验，则是另一种启示。泽州的天井关和太行陉，千百年来见证了无数次战争与商旅。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泽州人既保持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务实精神，又吸收了来自草原和关外的多元文化养分。孔三传能在北宋时期的汴梁瓦舍里创造出诸宫调，不正是因为泽州人既有对民间说唱传统的坚守，又有敢于走出去的开拓精神吗？

七、文脉的延续

如今的泽州和陵川，虽然在经济版图上并不起眼，但那些深藏在老宅院里、古戏台上、乡间集市中的文化基因，依然在悄然延续。

泽州的四弦书传承人，依旧用四胡和腿板为乡亲们演唱；陵川的钢板书艺人，依旧手持钢板说唱着流传百年的曲目；大阳古镇的打铁花表演，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看；崇安寺和西溪二仙庙前，总有慕名而来的访客，仰望那些八百年前的金代斗拱。

一位多次到访陵川的山西籍学者曾这样评价陵川的文化意义：“在山西，文物大县不少，但能够同时兼具科举鼎盛、家学传承、古建遗存和非遗丰富四个维度，而且每一条维度都达到相当高度的，恐怕只有陵川。”

这话说得并不过分。回望历史，泽州与陵川这片土地，没有帝王陵寝的宏伟壮丽，也没有帝国都城的繁华奢靡。它的文化根基，在于一个个家族的书斋、一座座乡间的庙宇、一间间村落里的戏台。这种扎根民间、润物无声的文化力量，或许才是它最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

我想起前些年在大阳古镇一座老宅子里看到的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四个字——“诗书传家”。这四个字，或许就是对太行山脊这条文脉最朴素的注脚。它不是什么宏大的宣言，只是千百年来一个又一个泽州和陵川家庭最朴素的信念：让孩子读书，让孩子成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信念支撑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太平盛世，这信念推动着一个又一个家庭走出了山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文脉的力量，从来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就在你脚下这一方方青石板路上，在你眼前那一座座宋金古刹里，在你耳畔那一曲曲乡间小调中。一千四百年的泽州，一千四百年的陵川，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直到今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