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华

由于广受欢迎，原计划3月15日落幕的“隆福潮集”将实现常态化运营。这条承载着六百年历史记忆的街区，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回到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

隆福寺庙会历史悠久，晚清民国年间的隆福寺庙会更是上升为北京“五大庙会”之首，游人杂沓，岭南人黄钊在《帝京杂咏》中称“百货骈阗庙市开，招呼隆福寺中来”。在庙会琳琅满目的传统业态中，古籍书画、风味小吃、时令花木成为隆福寺名动京城的三大传统特色。

作家凌叔华《古韵》中自绘的隆福寺花市插图

清代中期《乾隆京城全图》中描绘的隆福寺全貌

民国年间熙熙攘攘的隆福寺庙会（采自张铁伟著《老北京的庙会》）

花鸟鱼虫为诸市之冠

中国古代一向有买花赏花的传统，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赋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感叹都城花价之昂贵。隆福寺的花市萌芽，或可上溯到寺院创建未久的明代。自景泰年间敕建，隆福寺“白石台栏周围殿堂，上下阶陛旋绕窗栊，践不藉地，曙不因天”，不仅成为地位尊贵的“皇家香火地”，亦因其规模宏大、环境优美，成为京城文人游宴赏玩的览胜之地。明代李英有《春日访客隆福寺》诗，称“万里春回汉苑西，禅林独步访幽栖”，又谓“归雁每从南浦见，新莺多在上林啼”。明代蔡羽的重阳纪行诗，更强调“寻秋隆福寺，丹碧拥黄花”。由此可以推知，最迟到明代中后期，每逢嘉辰重节，隆福寺多以花团锦簇、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吸引民众，附近品花卖花之风尚，当亦渐次萌生。

明清鼎革，雍正年间隆福寺复经御赐重修，不仅恢复了昔日“皇家寺院”的崇高地位，也很快形成与西城护国寺齐名的繁荣庙市。隆福寺每月逢九、十两日开市，“百货骈阗，古玩字画、风味小吃、花鸟鱼虫，为诸市之冠”。可见到清代中期，隆福寺以时令花卉为核心的“花鸟鱼虫”市场已经明确成形，并成为庙会中最受市民关注的文化特色。

巧夺天工，预支月令

近代诗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描绘了北京东、西两大庙市琳琅满目的盛况，谓隆福寺、护国寺“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鱼虫，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同时强调，两庙中以鲜花售卖、培育为主的花厂“尤为雅观”，成为庙会中极具风雅的文化景观。

隆福寺花市应和时令，四季不衰：“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原本于春季温暖时节方能开放的牡丹、海棠、丁香、碧桃等鲜花品种，“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这既反映出市民文人的消费爱好，也表明温室种植等技术的成熟与提升，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晚清北京花卉市场的风尚与潮流。

大约与《燕京岁时记》同期的《天咫偶闻》，一方面感叹隆福寺庙市上货物“昔为诸市之最，今皆寻常日用，无复珍奇”，同时亦以“惟寺左右唐花局中，日新月异”作为对比，称其花市反而获得更大发展。所谓唐花，又称堂花、窖花，“唐”通“煻”，即室内焙火增温以使花木提前开放的培育方式，亦即前文所说的“预支月令”。北京唐花以京南草桥附近为盛，出售时多于花筐上笼盖棉被，以御严寒。由于唐花能使花期早于时令，故利润远比一般花卉丰厚，也更受广大民众的欢迎，隆福寺周边便集聚了不少专营反季暖花的唐花局肆。

清代隆福寺花市形成后，北京的买花赏花，很快从少数文人雅士的书斋清供，发展成为涵盖皇家内廷、缙绅官员、商贸大贾乃至广大市民在内的日常需求。每月逢九、十庙会之期，肩挑车推的花贩，踊跃从丰台十八村等地赶赴隆福寺。牡丹、水仙、兰花等名贵品种，甚至远从山东、福建、广东等地运送而至。北京的花卉种植与转运贸易，也由此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规模。庙会期间，隆福寺内外花香飘散，游人接踵，五彩缤纷的花市，构成了“芍药丁香夹道排，梅桃杏李一齐开”的动人景象。

清末隆福寺遭遇大火，建筑多遭损毁，但庙会未受太大影响。随着消费需求增长和花卉交易繁荣，清末民国年间，隆福寺花市发展出成熟的产业链，覆盖花木种植、花厂经营、销售移栽，以及护花养花、特殊布景等众多环节，成为兼具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的行业。

古寺老街雅韵飘香

清末民初是“隆福寺街花木行的鼎盛时期”，其时的隆福寺花市，与西城护国寺、外城土地庙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位列北京久负盛名的“三大花市”之一。据《天咫偶闻》记载，此期隆福寺出售的鲜花品种比以前大大增加，“旧止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榴、夹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香橼、佛手、梅花之属。南花则山茶、腊梅，亦属寥寥。近则玉兰、杜鹃、天竹、虎刺、金丝桃、绣球、紫薇、芙蓉、枇杷、红蕉、佛桑、茉莉、夜来香、珠兰、建兰，到处皆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来自海外的洋花，“名目尤繁”，令人目不暇接。

品类繁多的花木，吸引了隆福寺庙会中男女老少的目光，也留下了众多文化名人的足迹。傅增湘、胡适、张元济、阿英、郑振铎、冯友兰、俞平伯等众多藏书家、学者，于隆福寺淘购古籍、寻找资料之余，也多往花市林木间流连忘返，兴之所至，还不时为亲朋选购几枝中意的花卉。1923年北游京华的福州诗人何振岱就作有《隆福寺买梅花》诗，称“病中欹枕念家园，密蕊疏花梦曾见”，又盛赞“燕北丛芳萧寺里，胭脂未减南州美”。1934年梁实秋从青岛回到北平，任教北京大学，其夫人特地赴隆福寺花市挑选西府海棠、紫丁香，种在内务部街梁家老宅庭院内，翌年即“繁花如簇”“香气四溢”，为梁实秋此后创办《自由评论》、酝酿文学创作等，平添了“春光满院，生气盎然”的美好氛围。

清秀飘逸的“闺秀派”作家凌叔华，在自传体小说《古韵》中更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家中花匠老周带她赴隆福寺花市采购，又领着其浇灌兰草、探访西郊花房的有趣经历，甚至深情回忆起通晓多国语言的学者辜鸿铭来其家拜访时，主宾借助花匠种竹等话题，探讨人生的深奥哲理。

1957年11月，叶圣陶在日记中也记载他于北海公园观看菊展之后，“归途经隆福寺街，于花圃购小盆菊花五盆，形色皆不俗”。不过其后不久，隆福寺花市迅速衰落，叶圣陶的日记，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文化名人见证花市余韵的绝响。

根据工商档案记载，隆福寺街上的花厂大多注册于清末民初，如1909年开业的利和花厂，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万盛、同春、同乐、永利、艺和、隆兴、永和、聚芳、松泉、馨和、德盛源等十几家花店亦先后开业，竞相辉映，足见鼎盛时期隆福寺花市的繁荣场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隆福寺花市开始衰败，五十年代虽一度恢复，但随着社会变革推进、公私合营展开，隆福寺街上仅剩一家国营花厂，规模不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隆福寺的花市传统逐渐复兴，北京从事花卉贸易、花木种植的人员也不断增加。

鲜花林木不仅具有美化环境、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社会功能，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展现社会进步与繁荣的重要象征。在隆福寺街区着力打造旅游休闲国际新地标的过程当中，努力唤醒曾经传承数百年的花市传统，或有着十分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