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践行生态文明体制的重要举措，国家公园是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因此，从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需求出发，我国国家公园在规划建设时会在空间上整合多类型保护地和未保护空间，从而与中国广大的乡村社区地域空间通过边界和功能区划产生接触，并通过对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规划与乡村土地利用和社区发展发生关联。乡村社区与国家公园的频繁互动与紧密关联为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挑战，也让国家公园在建设与管理中必须统筹考虑区域承载的人文要素，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另一方面，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各族人民依托区域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和特色农业文化，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传统生态智慧。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导或多种业态复合形成的传统农业系统，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和农业技术体系，正在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制度化管理被发掘和保护。

如果将国家公园视为一个人地互动的社会-生态系统，乡村的传统农业系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空间的延伸和对自然资源的有序利用，是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键空间。保护发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维持和利用这些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资源利用方式，应当成为平衡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周边社区发展的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国家公园及其体制试点中已经出现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促进生态保护的典型案例。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效地传承了自然友好的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技术体系以及资源分配、社会治理的传统知识，保持了国家公园管理所要求的半自然的景观风貌。同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挖掘，也在积极推动品牌建设、促进多业态的生态旅游以及文创产品开发等，成为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与文化产品价值转化、特色优质农产品价值增值的现实路径。

据不完全统计，许多国家公园或候选区都包含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或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相交或相邻。如，武夷山国家公园与福建武夷岩茶文化系统，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与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和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三江源国家公园与三江源曲麻莱高寒游牧系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与海南琼中、白沙黎族山兰稻作文化系统，长白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与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太行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与河南林州太行菊栽培系统、山西阳城蚕桑文化系统、山西长治党参栽培系统，鄱阳湖国家公园候选区与江西湖口大豆栽培系统，黄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与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歙县梯田茶园系统，秦岭国家公园候选区与陕西汉阴凤堰稻作梯田系统以及蓝田、临潼的果树栽培系统，贺兰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与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农业系统，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与云南腾冲槟榔江水牛养殖系统，哀牢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与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等。

从空间邻近到功能系统，未来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进一步关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而以自然资源利用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系统，如稻作与旱作农业、林下与林农复合经营、草原游牧与农牧结合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在空间与功能上与国家公园候选区关系最为密切的资源管理系统。它们或从生态完整性角度看具有较高的景观延伸度，有利于国家公园候选区核心生态系统的保护；或从功能类型上看启发国家公园候选区借鉴同类型资源管理。

研究与实践表明，适应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断演进发展的传统农业系统，能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应当加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结合当前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和生态系统保护目标，未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在空间上应有不同的侧重：西北、西南（西藏部分）、东北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总量有限，应加强普查力度，对山地、荒漠、高寒草原的资源利用智慧进行发掘和保护；中、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紧张，国家公园布局稀疏，应加强对现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强保护空间的连通性研究，配合国家公园建设对同类型传统农业系统探索跨行政区域统一保护，如浙江开化与安徽休宁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等；在全国进一步发掘现有和拟建国家公园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依赖性强、景观延伸度高的传统农业系统，通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贡献于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与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