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成都人，去了趟广东东莞，不得不说，东莞比网上评价的还要好。

【引子】

高铁抵达东莞南站的时候，窗外正飘着雨，不大，细得像牛毛，把整个世界都刷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柔光。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站台，一股混杂着青草和湿润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和我想象中的东莞很不一样。在我的印象里，或者说，在所有关于它的零碎描述里，这里应该永远是燥热的，充满了机器的轰鸣和廉价香水的味道。

可目之所及，是大片的绿地和干净得过分的街道。一辆出租车无声地滑到我面前，司机摇下车窗，一口广普：“靓仔，去边度啊？”

我把一张揉得有些发皱的纸条递过去，上面的地址，是我妈翻了半宿才从一个旧通讯录里找出来的。她把纸条交给我时，眼睛看着别处，淡淡地说：“去看看吧，毕竟是你爸。二十年了，去看看。”

司机接过纸条，凑到眼前看了看，发动了车子。“哦，厚街那边啊，老工业区了。现在好多厂都搬走咯，那一片安静得很。”

车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从崭新的高楼大厦，到略显陈旧的居民楼，再到一片低矮的厂房和握手楼交织的区域。雨渐渐停了，空气里开始弥漫起一股潮湿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像是旧时光发了霉。我口袋里揣着一张我和他唯一的合影，照片上，他把我举过头顶，笑得满脸褶子，背景是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那年我六岁。

车子在一个狭窄的巷口停下，司机指了指里面：“靓仔，车进不去，就从这里走进去，第三个路口左拐，12号楼。”

我点点头，付了钱，拖着行李箱走在湿滑的石板路上。箱子的轮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在寂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刺耳。这里和我刚刚看到的那个“新东莞”像是两个世界，时光在这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墙壁上爬满了青苔，头顶是蜘蛛网一样纠缠的电线，偶尔有扇窗户里飘出饭菜的香气。

我找到了12号楼，一栋七层高的自建房，没有电梯。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我只能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往上走。地址上写的是503。越往上走，我的心跳得越快，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我不知道待会儿见了面该说什么。是该质问他为什么一走二十年杳无音信，还是该像个陌生人一样，客气地问一句“你还好吗？”

走到五楼，光线亮了一些。503的门虚掩着，门上贴着一个褪色的“福”字。一阵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从门缝里传出来，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拉扯着什么。

我的手悬在半空中，很久都敲不下去。

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也是这样一扇门。他喝醉了，和妈吵得天翻地覆，然后“砰”的一声摔门而去。那一声巨响，成了我整个童年的背景音。

我深吸一口气，终于抬手，轻轻叩响了那扇陈旧的木门。

咳嗽声停了。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一丝警惕和疲惫：“边个啊？”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女人，瘦，但是筋骨里透着一股韧劲。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挽着。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眼神在我脸上和手里的行李箱上逡巡。

“你……是阿风吧？”她试探着问，声音很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身后，那个坐在藤椅里的男人，缓缓地转过了头。

就是他。虽然头发已经花白，背也佝偻了，脸上布满了被生活刻下的沟壑，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二十年的时光，像一把钝刀，把他雕刻成了我完全陌生的样子，可那双眼睛，那双曾经在照片上充满笑意的眼睛，此刻浑浊地看着我，里面有惊、有怯，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羞愧。

他想站起来，挣扎了一下，又跌坐回去，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个破旧的风箱。

“爸。”我终于从喉咙里挤出这个字，干涩得像砂纸划过。

他浑身一震，眼眶瞬间就红了。

【第一章】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个女人，也就是后来我知道了她叫阿玲的，侧身让我进去，小声说：“外面湿，快进来坐。”

我拖着箱子走进去，局促地站在客厅中央。房子不大，两室一厅，陈设简单得有些寒酸。一张老旧的木质餐桌，椅子，还有一张塌陷下去的沙发。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小尺寸的电视机，上面蒙着一层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他还是坐在那张藤椅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不知道该落在哪里。

“阿风，喝水。”阿玲递过来一个搪瓷杯，杯沿上还有几处磕碰的痕迹。

“谢谢。”我接过来，手心全是汗。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屋探出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他长得很像阿玲，眼睛却有几分我爸的影子。他看到我手里的杯子，立刻跑过来，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哥哥，你的杯子，我去给你换个新的。”

阿玲拉住他，嗔怪道：“小明，别闹。这是你……你李风哥哥。”

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怯生生地叫了我一声：“哥哥好。”

我心里五味杂陈，勉强扯出一个笑容，应了一声。这个陌生的男孩，这声“哥哥”，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最柔软又最敏感的地方。

“你妈……她好吗？”终于，我爸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

“挺好的。”我言简意赅。我不想和他聊我妈，不想和他聊成都的任何事。在我们之间，隔着二十年的空白，任何温情的问候都显得虚伪又可笑。

气氛再次陷入尴尬的沉默。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记录着这漫长而难熬的一分一秒。

“吃饭了吗？我去做饭。”阿玲像是想打破这尴尬，站起身往厨房走。

“不用了，我吃过了。”我立刻拒绝。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来都来了，吃顿饭再走。”他急急地说，因为说得太快，又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阿玲赶忙过去给他拍背，他咳得满脸通红，几乎喘不过气。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孱弱的背影，心里那堵坚硬的墙，似乎有了一丝裂缝。他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能把我举过头顶、身强力壮的男人了。他老了，也病了。

等他咳嗽停了，阿玲扶着他躺下，给他盖上了一条薄毯子。她走到我面前，轻声说：“阿风，你别怪你爸。他……他身体不行了，医生说，是肺上的毛病，常年在工厂里落下的根。他总念叨你，说对不起你，想回成都看看你，又怕……又怕你不认他。”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那张躺在病榻上的脸。他睡着了，或者只是累得睁不开眼，眉头紧紧地锁着，像是睡梦中都背负着千斤重担。

阿玲叹了口气，继续说：“你爸这人，嘴笨，一辈子都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有你。你看，”她指了指电视柜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放着一个相框，是我小学毕业时的照片，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他天天就看着这张照片发呆。他说，我们阿风，肯定长成大小伙子了，肯定比老子有出息。”

我的心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我一直以为，他走了，就是彻底地忘了我们，在另一个城市开始了全新的、与我们无关的生活。我从没想过，在他生活的角落里，还存放着我的痕C。

“他总说，成都的冬天湿冷，你妈的关节炎一到冬天就犯。他就买了好多这边的药油，想寄回去，又怕你妈直接给扔了。”阿玲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十几瓶各式各样的药油和膏药。

我看着那些瓶瓶罐罐，突然觉得眼睛有点酸。我以为的恨，是坚不可摧的。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像水滴，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用二十年筑起的高墙。

晚饭我终究还是留下来吃了。饭桌上，他没什么胃口，只是看着我吃。阿玲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吃点，都是你爸前几天念叨的，他说你小时候最爱吃可乐鸡翅。”

我夹起一块鸡翅，放进嘴里，甜得发腻，眼泪差点掉下来。

【第二章】

我没有在那个压抑的家里过夜，坚持去外面找了家酒店。躺在酒店柔软的大床上，我却一夜无眠。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他苍老的面容，阿玲欲言又止的叹息，还有那个男孩怯生生的眼神。

第二天，我没有再去见他。我需要一点空间来消化这一切。我漫无目的地走在东莞的街头。这座城市和我昨晚的印象又不一样了。阳光很好，透过榕树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宽阔的马路上车流不息，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踩着滑板飞驰而过。我走进一个叫“天安数码城”的地方，这里曾经是成片的工厂，如今却变成了设计公司和咖啡馆聚集的创意园区。

我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想象着二十年前，我爸刚到这里时，这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是尘土飞扬的工地，还是机器轰鸣的流水线？他在这里流过多少汗，受过多少伤，才换来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他自己的一身病痛？

我突然觉得很讽刺。我恨了他二十年，恨他为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抛妻弃子。可他过的，却是这样一种生活。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喂。”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妈，我见到他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我听到她极力压抑着情绪的声音：“他……还好吗？”

又是这句“还好吗”。昨天他问我，今天她问我。这两个被命运分割在两座城市的人，心里最惦念的，还是彼此。

“不太好，他病了，很严重。”我说。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良久，我妈轻轻地说：“知道了。”然后就挂了电话。没有一句责骂，没有一句抱怨，只有这淡淡的三个字，却比任何激烈的情绪都更让我心疼。

下午，我正在酒店房间里发呆，接到了阿玲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阿风，你快来！你快来人民医院！你爸他……他不行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抓起外套就往外冲，在路边拦了辆车，用颤抖的声音对司机说：“师傅，去人民医院，快！”

车子在车流中穿行，窗外的景物飞快地向后掠去。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喘不过气。我害怕，我竟然害怕。我怕那个我恨了二十年的人，就这么走了。我怕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还没来得及和他说。我怕他会带着遗憾走，更怕我会带着一辈子的遗憾，活下去。

赶到医院，直奔急救室。长长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冰冷得没有一丝人情味。阿玲和小明正守在急救室门口，阿玲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小明抱着她的腿，小声地哭。

看到我，阿玲像是找到了主心骨，抓住我的胳膊，泣不成声：“他……他中午还好好的，突然就喘不上气……医生说，情况很不好……”

“医生怎么说？”

“医生在抢救……让我们……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四个字，像四把冰冷的锥子，扎进我的心脏。我靠在墙上，身体顺着墙壁缓缓滑落。我看着急救室上方亮着的红灯，那红色，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突然想起，我来的时候，我妈塞给我一个护身符，是她去文殊院求的。她说：“带着吧，万一用得上呢。”我当时不屑地扔进了包里。现在，我却疯了似的在包里翻找，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小小的、红色的布包。

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仿佛那是我唯一的希望。

【第三章】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急救室的门终于开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出来，表情严肃。

“谁是李卫国的家属？”

我和阿玲同时冲了过去。“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摇了摇头：“我们尽力了。病人积劳成疾，肺部功能已经基本衰竭，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现在暂时用呼吸机维持着，但……你们还是进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吧。”

我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阿玲扶住了我，她自己也在发抖。

我们换上无菌服，走进ICU病房。我爸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脸上罩着呼吸机，只有监护仪上“滴滴”的声音，证明他还活着。他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地凸起，皮肤像一张蜡黄的纸，紧紧地贴在骨头上。

这哪里还是我记忆里的父亲？这分明是一个被生活榨干了所有生命力的、可怜的陌生人。

阿玲趴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无声地流泪。小明吓得不敢靠近，躲在我身后，小声地问：“爸爸是不是睡着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喉咙哽咽，说不出话。

我们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坐了一夜。下半夜，阿玲突然对我说：“阿风，有些事，你爸不让我说，但现在……我必须告诉你。”

她的声音很轻，但在空旷的走廊里，却显得异常清晰。

“二十年前，你爸不是因为在外面有人了才走的。”阿玲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他是为了救你和你妈。”

我愣住了。

“那时候他跟人合伙做生意，被骗了，欠了一屁股的债。上门要债的人，把你家的门都砸了，还说……还说要动你。你爸怕了，他怕他护不住你们。所以他跟那伙人谈，他一个人出去打工，十年，不，二十年，挣的钱都给他们，只求他们不要再骚扰你们母子。”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这和我妈告诉我的版本，和我自己想象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为了让你们彻底死心，也为了让那些人相信他跟家里断了，他故意喝了酒，跟你妈大吵一架，摔门走了。他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三百块钱。”

“他来了东莞，进了工厂。那时候的工厂，哪有现在这么好。一天干十六个小时，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里。他什么苦都吃，什么累都受，每个月发了工资，自己只留一百块钱吃饭，剩下的全部寄回去还债。他不敢跟你们联系，他怕那些人会找到你们。”

“我是在工厂里认识他的。他那时候，是厂里最拼命的人，也是最沉默的人。别人下班了打牌喝酒，他就在宿舍里看报纸。他说，要多认点字，以后给儿子写信。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已经欠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我给不了你名分，也给不了你钱。’可我……我就是看他太苦了。”

阿玲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那笔债，他整整还了十五年。还清的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哭了一整夜。他说，‘阿玲，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去看我儿子了。’可第二天，他就病倒了。从那以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

我看着阿玲，看着这个被我当成“第三者”的女人，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憔悴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我恨了二十年的“背叛”，真相竟是如此沉重而不堪的“守护”。

我再次走进病房，走到他的床边。我看着他那双放在被子外面的手，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关节粗大，布满了深可见骨的伤疤和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色的机油印记。就是这双手，在遥远的南方，为我撑起了一片我不知道的天空。

我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他的手。冰冷，粗糙，像一块历经风霜的树皮。

【第四章】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一场雨过后，东莞的清晨格外清新。我没有回酒店，而是鬼使神差地回到了那个位于城中村的小屋。

阿玲和小明还在医院守着。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那张塌陷的沙发上，环顾着这个我爸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地方。一切都那么简陋，那么陈旧，墙角甚至还有一片水渍晕开的霉斑。

这就是他抛弃了成都那个虽然不富裕但温馨的家，换来的“好日子”？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个放着我毕业照的电视柜上。我走过去，拉开了下面的抽屉。里面除了阿玲给我看的那些药油，还有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锁很简单，是最老式的那种铜锁，我从厨房找了根铁丝，捅了几下，锁“啪嗒”一声开了。

盒子里没有钱，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沓沓用红绳捆得整整齐齐的信。

信封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也有些模糊。收信人的地址，写的是成都我家的旧址。收信人的名字，是“李风（吾儿）”。

最上面一封信的邮戳日期，是二十年前的冬天。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这时，小明回来了。他大概是饿了，回来找东西吃。他看到我拿着那个盒子，并没有惊讶，只是走过来，仰头看着我，小声说：“这是爸爸的宝贝，他不让任何人碰。”

他顿了顿，又说：“姐姐说，爸爸很想你。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学了很久很久，就是想看看你的朋友圈。可是……可是他说他搜不到你。”

我的心像是被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了一下。我记起来了，很多年前，在我最叛逆、最恨他的时候，我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包括那个我从来没通过的好友申请。我以为这是我的报复，却不知道，这斩断的是他遥望家乡的唯一一扇窗。

小明从冰箱里拿了瓶牛奶，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上，一边喝一边说：“爸爸说，等他病好了，就带我们回成都。他说成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宽窄巷子，还有一种很好喝的茶。他说，他要带我去见一个哥哥，那个哥哥，肯定比我高，比我帅。”

男孩的声音清脆而天真，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射穿我层层包裹的伪装。

我再也忍不住，转过身，不想让这个孩子看到我的狼狈。我以为我早已百炼成钢，可此刻，我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拆开。

“风儿，吾儿：

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了。原谅爸爸的不辞而别。家里欠了些钱，爸爸要出去挣钱还。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淘气。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回来给你买你最想要的那个变形金刚。勿念。

父：李卫国”

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干涸了的水渍。

我一封一封地拆开，一封一封地读。这些信，他几乎每个月都写。从一开始的“爸爸很快就回来”，到后来的“爸爸在这里一切都好，勿念”，再到“听说你考上初中了，爸爸很高兴”，“听说你打篮球摔断了腿，爸爸心疼得几夜没睡好”……

他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用这些从未寄出的信，参与了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他知道我所有的消息，大概都是从我妈那里旁敲侧击问来的。而我对他，却一无所知。

【第五章】

我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读了一整天。窗外的天光从亮到暗，再到被路灯点亮。我就着昏黄的灯光，读完了他二十年的独白。

信里，他写他在流水线上被机器割伤了手，为了不耽误工期，他自己用布条缠了缠，血浸透了布条，他说，不疼，就是有点想你。

他写他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回家了，他一个人在宿舍里，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假装是在吃团圆饭。他写，成都的香肠，该灌好了吧。

他写他第一次见到阿玲，是在食堂，她把自己的那份红烧肉夹给了他，说他太瘦了。他说，这个女人，像你妈妈一样善良。

他写小明出生了，他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儿，心里想的却是我。他写，“风儿，爸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他。我这辈子，就是个罪人。”

他写他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他站在东莞的街头，看着满城的灯火，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写，“风儿，我想回家。可是，我还有脸回去吗？你还会认我这个没出息的爸爸吗？”

这一句，是他用颤抖的笔迹写下的。墨水在纸上晕开，像一滴永远干不了的眼泪。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滚烫的液体从眼角滑落，一滴一滴，砸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和二十年前他的泪，融为一体。

我一直以为的抛弃，是他最深沉的守护。

我一直以为的潇洒，是他最卑微的惩罚。

我一直以为的怨恨，在这一刻，土崩瓦解。原来，我们父子之间，隔着的不是二十年的时光，也不是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而是一个他独自背负了半生的、沉重而悲壮的秘密。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午夜十二点。我拿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我妈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她显然也一夜没睡。

“妈……”我一开口，就哽咽了，“我……我都知道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我能听到她压抑的、细微的抽泣声。

“妈，对不起。”我说。

“傻孩子，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妈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该瞒着你……我不该让他一个人在外面……苦了这么多年……”

“他……他写了很多信，都没寄。”

“我晓得……我早就该晓得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他那个人，就是头犟驴！一辈子都学不会服软！他说他没脸回来……他说他没挣到大钱，没脸回来见你……”

我们母子俩，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在电话里哭了很久。这二十年来积压的所有委屈、怨恨、不解和思念，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奔涌而出。

挂了电话，我把所有的信，小心翼翼地一封封叠好，放回木盒里。我站起身，擦干眼泪，走出了那间屋子。

我要去医院。我要告诉他，我回来了。我不是来审判他的，我是来接他回家的。

【第六章】

我赶到医院时，他奇迹般地醒了。

医生说，这可能是回光返照，也可能是意志力的奇迹。

我走进病房，阿玲和小明都在。看到我，阿玲的眼睛亮了一下。

我走到床边，他睁着眼，浑浊的目光在房间里搜寻着什么。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他停住了。呼吸机罩着他的脸，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俯下身，凑到他耳边，轻声说：“爸，我回来了。”

他的手指动了动，似乎想抓住什么。我立刻伸出手，握住他那只布满伤痕的手。

“爸，信我看了。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不该不理你。”我的声音在发抖。

他的眼角，滑下一行清泪。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气音。医生帮他把呼吸机暂时调小了一些。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带着浓重的成都口音。

“幺儿……回家……”

“好，我们回家。”我握紧他的手，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我带你回家，我们回成都。”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一丝光亮。他努力地想扯出一个笑容，但最终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另一只手，费力地抬起来，指了指阿玲和小明。

我懂他的意思。我转过头，对阿玲说：“阿玲姐，还有小明，你们……跟我们一起回成都吧。他欠你的，我来还。我们是一家人。”

阿玲捂着嘴，泪如雨下，拼命地点头。

他看着我们，眼神渐渐变得安详。他那只被我握着的手，慢慢地，失去了力气。监护仪上，那条代表心跳的曲线，从剧烈的波动，慢慢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一声刺耳的长鸣。

病房里一片死寂。

然后，是阿玲和小明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没有哭。我只是静静地站着，握着他那只开始变冷的手。

窗外，天亮了。一缕金色的晨光，透过窗户，照在他安详的脸上。

这个在异乡漂泊了二十年的男人，这个用自己的一生，背负了一个沉重秘密的父亲，终于在他乡的晨光里，等到了他迟到了二十年的“回家”。

那一刻，病房外的东莞，喧嚣而充满生机。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它收留了一个绝望的父亲，也见证了他沉默如山的爱。

【第七章】

我们没有在东莞办复杂的后事，只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和阿玲商量后，决定把他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我带回成都，葬在他父母的旁边，让他落叶归根。另一半，留在东莞，留在阿玲和小明身边。

阿玲拒绝跟我回成都。她说，她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习惯了。她说：“阿风，你爸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常回来看看我们，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了。”

我答应了她。我给小明留了一笔钱，作为他未来的教育基金。我说：“以后，我就是你哥。”

小明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哥哥，你还会来看我吗？”

“会。一定会的。”我摸着他的头，像是在对我爸承诺。

离开东莞的那天，还是一个雨天。阿玲和小明来送我。在车站，阿玲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我爸生前没舍得穿的新衣服。她说：“带回去，给你爸烧了，告诉他，在那边，别再那么省了。”

我点点头，接过布包，很沉。

我抱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盒，踏上了回成都的高铁。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那些工厂、高楼、绿地，在我眼里，不再是冰冷的建筑。我仿佛能看到，我爸年轻时的身影，在那些流水线上，在那些工地上，在那些深夜的街头，为了一个遥远的家，默默地燃烧着自己。

回到成都，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家族的亲戚。那些曾经骂他“陈世美”、“白眼狼”的长辈们，都沉默了。大伯拍着我的肩膀，长叹一声：“卫国他……苦啊。”

我们在老家的公墓，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我把他那一半骨灰，和我妈一起，亲手放进了墓穴。我妈没有哭，她只是抚摸着冰冷的墓碑，轻声说：“卫国，回家了，好好歇歇吧。”

处理完所有事，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我依然在成都上班，下班，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只是，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我把那个装着信的木盒子，放在了我的床头。偶尔，我还是会拿出来，读上一两封。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成了我和他之间最深的羁绊。

半年后，我休了年假，又去了一趟东莞。

我去看望阿玲和小明。小明长高了不少，学习成绩很好。阿玲的气色也好多了，她找了一份在超市做收银员的工作，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很安稳。

我陪着她们，去了我爸生前工作过的工厂，去了他住过的那个城中村。我还带着小明，去了我爸信里提过很多次的那个可以看江景的公园。

站在公园里，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和对岸的万家灯火，我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有配图，只有一句话：

“我是成都人，又来了趟广东东莞。不得不说，东莞比网上评价的，还要好。”

很快，有朋友在下面评论：“哟，又去玩了？东莞有啥好的？”

我看着那条评论，在屏幕上打下了一行字，想了想，又删掉了。最后，我回复了六个字：

“来见一个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