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现在不缺米了，还能把多余的大米卖给别人。

接下来的变化，别看像拼凑的，它有脉络，也有苦有甜。先从地儿说起。恒河三角洲那带儿，天气以前一言不合就旱或涝，庄稼命全靠天。后来他们大规模修渠打井，上水泵把旱季的水抽上来，水不再完全听天由命。再引进高产品种，化肥农药配套上了，单产上去了。农民也不再一年只种一季，盯着地儿一年三茬，把每一寸土都尽量榨出产量来。人辛苦点，地也被折腾得更狠，但粮食产量确实翻了身。

这套办法见效快也带问题。新种子和投入要钱，化肥农药用了对环境和土壤有影响，这是现实代价。可在当下，最急的不是理想农业，而是先把肚子填饱。到了2020年，孟加拉不仅不再大量进口粮食，还有上千万吨余粮可以卖给别人。斯里兰卡出粮荒时，他们就能把米发过去——从靠救济到出口，这差距太大了。

城市那头是另一条路。七八十年代政府认了个现实：靠地吃饭不够，得把人变成生产力。国家穷，基础设施薄，但人多、人工便宜，这是他们的资本。政策放宽，欢迎外资，也鼓励本地办厂。八十年代有件事很关键：韩国大宇公司和当地企业合作，把一批人送去学习服装生产和管理。那班人学成回国后，一部分人自己开厂，一条产业链慢慢搭起来。做衣服门槛不高，投资相对小，正好和孟加拉的条件吻合。

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走进了工厂。对很多家庭来说，哪怕工资不高，但那钱能决定孩子是不是上学、家里买不买挨急用的东西。家里经济结构因此有了变化，女性的地位有了细微的提升。但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工作强度大、加班常态、工资低。2013年达卡郊区的拉纳广场倒塌，楼里全是服装厂，死亡人数当场超过1100人。那场事故像把底下的黑洞照了出来，外界看见了产业链里对劳动力的压榨。随后行业和政府开始被迫整改，安全标准被提上日程。记得那场灾难里有个名字，瑞什玛·贝古姆，她被埋了17天后被救出，喝着脏水才撑回一口气，出事后她没有回乡，而是继续在服装厂干。这种选择里有恐惧，也有无奈——活着就得挣钱，哪儿也没人等着你。

历史的阴影也一直在提醒人们别放松。孟加拉人的集体记忆里，饿字沉甸甸的。回头看，1770年的大饥荒、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还有1943年战争时期的饥荒，都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烙印。1770年那场灾难，据说有千万条生命没了；二战时的1943年，估计又丢了数百万性命。这些不是抽象的历史课本文字，而是真切的恐惧，驱动后来的人不愿再把口粮交给外人摆布。

独立后，情况也没马上好。1971年独立不是问题全都解决的起点，基础设施、耕地承载能力、饥饿记忆都还在。直到21世纪初，政策和农业技术一步步推进，才把粮食安全慢慢稳住。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5年也指出，营养不良仍是个顽疾，很多孩子的生长受到长期影响，短期内很难完全消除这些历史留下的后果。

除了农业，他们也在积极铺第二条和第三条路。药品制造就是个例子。利用国际贸易体系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某些宽松规则，先学会仿制关键药物，解决国内需求，再拓展出口。现在孟加拉的药厂能把药出口到不少国家，这成了新的经济支柱。船厂、信息外包、轻工业这些也都写进了政府的规划里，想把便宜的劳动力转化为更广的产业优势。

把接近两亿人口装进一个差不多山东省大小的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一直压着。走大规模重工业那条路，吃不消；于是他们选了更接地气的办法：把地里的产量挤出来，把人力拿去做加工。政策、外资、技术和一代代人的选择碰到一起，就有了现在这个样子。说白了，这是在极限里找出路，既有算计也有不得已，夹杂着苦和成就。

每一步都有细节。治水不是一夜完工，是社区、政府、国际援助慢慢叠加的工程；种子更替不是简单换个品种，是农技人员下村讲、示范田反复试验的过程；工厂从无到有，也要从学习质量管理、生产流程开始，工头、技师、缝纫工一茬茬把经验积累起来。问题没被抹掉，只是在不断解决中被压下去一点，又冒出新问题来。政策上有时赶不上市场变化，企业里有时为了接订单又压缩成本，普通人就在这两股力量之间找生计。

有人说孟加拉的路算不上漂亮，却很务实。田里三熟、一针一线在厂里拼命做活，这是他们在现实里的选择。外界看热闹，看到的是出口数字、工厂流水线、救援报道，但底下的人，每天还是要在锅里烧饭、在孩子夜里咳嗽时去想药钱、在台账上算着本月能剩下多少。这些具体生活细节，才是真正支撑起变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