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洗过的空气里，裹着郁江的潮气与草木的腥甜。我站在保家镇大河坝村1组的坡崖边，望着脚下蜿蜒东去的郁江水，对岸那片被当地人唤作“庙堡”的高坡，正隐在浓绿的竹树烟霭中。唯有一道残存的石门柱，像只沉默的眼，从荒草深处望向天空——这里，便是石庙最后的痕迹。

“早先这坡上可不是这样的。”78岁的罗兴奎老人拄着竹杖领我上坡，脚下的泥土松软，杂着枯黄的竹叶。他指着石门柱周围的空地：“民国那时候，这是个四合院庙子，青砖灰瓦，戏楼对着正殿，两厢的耳房里还堆着香烛。”老人的记忆里，庙虽不大，却终年飘着檀香味。正殿供着药王像，红袍金面，神像后背有个巴掌大的方孔，“那是‘药库’，”老人眼睛亮起来，“谁家娃娃发烧、大人咳嗽，来磕三个头，伸手进孔里摸，准能摸出几粒黑药丸。拿回家煮水喝，隔天就好。”

我俯身细看石门柱，风化的石面上还留着模糊的云纹。“药丸哪来的？”老人摇摇头：“都说药王显灵，夜里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回我躲在柱子后想偷看，却见月光里只有香炉的青烟在飘，第二天孔里的药丸又满了。”那时的庙堡，香火盛得很，石阶上总跪着求药的乡民，戏楼逢年节还唱川剧，锣鼓声能传到江对岸。

穿过石门柱，地面隐约可见断续的青石板，像散落的骨牌。“民国二十七年，雨水特别多。”老人蹲在一处凹陷的土坑边，“原来的庙基往下塌，柱子都歪了，神像在殿里晃悠悠的。”是村里的寥婆婆牵头，把庙里存的香火钱全拿出来，又挨家挨户收了些“押租”，才请了石匠把庙往后挪了三丈。

“就沿着这坡，砌了百多级石梯。”老人用脚划着地面，“新殿只盖了三间，泥墙木梁，比原来小多了，但神像没少——观音、川主、药王、龙神，四个木雕金身并排坐着，案上的香炉还是原来的，三只脚缺了一只，用石头垫着。”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有几丛野蒿在风中抖，当年的石梯早已被泥土和树根吞没，只在竹林缝隙里偶尔露出半截青灰色的石棱。

“1950年开春，我还去看过。”老人的声音低下来，“殿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神像不见了，香炉倒在地上，摔成了两瓣。”他从草丛中捡起一片破碎的青花瓷片，釉色青白，该是当年的供碗。后来，木料被拆去盖仓库，泥墙在风雨里塌了，石梯被放牛的孩子踩塌了半截，只有这道石门柱，不知怎的留了下来，像个被遗忘的句号。

暮色漫上来时，江风裹着水汽掠过坡崖。石门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竹树在背后摇晃，恍若当年求药人的身影。老人说，现在还有人来这坡上烧香，在石门框下摆几个野果，对着郁江拜一拜。“拜药王吗？”“不，”他望着江水，“拜那些石梯、戏楼，拜当年从天上掉下来的药丸——拜个念想。”

我最后回望庙堡，夕阳把石门柱染成了金红色，江面上有渔船划过，波纹里闪着碎金。或许，真正留下的不是石庙，而是郁江边的人，把往事酿成了和江水一样绵长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