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的餐厅，我第一眼就注意到那些餐具——不是国内常见的阔口大盘，而是一排排精致的青瓷小碟，每个直径不过十厘米，在白色桌布上摆成整齐的阵列。

“这是我们的迎宾宴。”导游金善美微笑着说，她今天穿了件浅绿色民族服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她指着桌上的菜：“有平壤冷面、泡菜、明太鱼汤、蔬菜拌饭……”

我数了数，六菜一汤，听起来丰盛。但当服务生上菜时，我才发现每个小碟里只躺着几片青菜、三四块肉片，或是一条两指宽的炸鱼。米饭盛在比茶杯大不了多少的碗里，刚好盖住碗底。

同桌的老张凑过来：“这够吃吗？”他是东北人，饭量出了名的大。

金善美听见了，依然保持着职业微笑：“在我们朝鲜，饮食讲究适量。吃太饱对身体不好。”

第一顿饭，我们这桌八个成年人，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所有碟子扫荡一空。几个小碟子空了之后显得格外突兀，像被舔过一样干净。我摸了摸肚子，那种感觉很奇怪——胃里确实有东西了，但离“饱”还差那么一点，像是吃了一顿精致的下午茶，而不是正餐。

接下来的几天，餐食模式基本固定：每顿五到七个小碟，荤素搭配，摆盘讲究，就是量少得让人不敢下快子太快。蔬菜通常是白菜、萝卜、黄瓜，切成极细的丝或极薄的片；肉食主要是鸡肉、猪肉，切成小块，一人能分到三四块；鱼则是明太鱼居多，一条小鱼分成若干段。

第三天晚上，在开城的一家餐厅，我终于忍不住问金善美：“你们平时在家也这样吃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恢复笑容：“差不多。我们朝鲜人没有大吃大喝的习惯。”

“为什么呢？”老张插嘴问，“是传统吗？”

金善美沉吟片刻：“吃得太多会消化不良，还会导致肥胖。你看我们朝鲜人，很少有特别胖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饮食健康。”

她说话时目光扫过老张微凸的肚子，老张不自在地缩了缩。

我观察过街上的朝鲜人，确实如她所说。无论男女，大多身材清瘦，衣着宽松但合身，没有看到过任何肥胖者。他们的步伐轻快，动作利落，与国内常见的中年发福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天中午，我们参观完一所学校后在学校食堂用餐。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朝鲜普通人吃饭的场景。食堂里，学生们每人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个饭盒、一个汤碗和一个小菜碟。他们安静地坐着，细嚼慢咽，没有人狼吞虎咽，也没有人剩饭。

金善美骄傲地介绍：“我们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但又不会浪费。”

“配给制？”我追问。

“是的，根据年龄、职业和工作强度，每个人每月有定量的粮食、肉类和蔬菜。”她说得很自然，仿佛在描述太阳东升西落这样的常识，“这样既能保证公平，又能避免过度消费。”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那些小碟子不是餐饮美学，不是饮食哲学，而是制度在餐桌上的具象化。不是“不喜欢”吃撑，而是在一个资源有限、分配严格的社会里，“吃撑”本身就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状态。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在平壤一家高级餐厅吃告别宴。菜肴比前几天丰富些，多了烤肉和海鲜饼。席间，金善美难得地多说了几句。

“我母亲常说，吃饭吃到七分饱最好。”她用小夹子给每个人分烤肉，每份只有两片，“留下三分空，身体才轻松。你们中国人不是说‘饭吃七分饱，健康活到老’吗？”

老张笑道：“话是这么说，但真能做到的有几个？我们那儿请客吃饭，盘子摞盘子，不剩下三分之一就显得小气。”

“那多浪费啊。”金善美轻声说，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东西，“食物那么珍贵。”

后来我想，那眼神里可能是真正挨过饿的人才会有的珍惜。在朝鲜的官方叙事里，他们总是强调“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但那些精致小碟背后，是一个民族对食物的复杂记忆——饥荒、短缺、配给，以及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饮食节制。

离开朝鲜的前一晚，我站在酒店房间窗前，望着平壤稀疏的灯火。突然想起金善美分烤肉时的专注神情，想起食堂里学生们安静吃饭的样子，想起街头那些清瘦的身影。

回国后的第一顿饭，朋友为我接风，点了一桌子菜。看着满桌的鸡鸭鱼肉，我突然有些不适应。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盘子不断被撤下换上新的，最后果然剩了一大堆。

“怎么不吃啊？”朋友问。

“在朝鲜待了一周，胃变小了。”我开玩笑说。

一个月后，我瘦了四斤。不是因为吃得少，而是学会了在感到满足时就放下筷子。这大概是我从朝鲜带回的最意想不到的“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