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行政区划调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城市的设立或升格往往遵循“先有产业、后有城市”“先工业化、再城市化”的传统路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湖南省西部武陵山区却上演了一幕截然不同的制度创新——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经济落后的山区县，凭借其举世无双的自然景观资源，在短短不到十年间，完成从普通县到县级市、再到地级市的“三级跳”，最终以景区之名冠城市之实，成为全国首个真正意义上“因旅游而建、为旅游而管”的地级行政单位。这一奇迹般的变迁，不仅是中国行政区划史上速度最快、逻辑最独特的一次升格案例，更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生态价值与旅游资源战略意义的重新认知。

故事的起点是大庸县。作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边远山区县，大庸长期处于交通闭塞、经济滞后的状态。全县山高谷深，耕地稀缺，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财政收入微薄，人口外流严重。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只是中国万千普通县域中的一个缩影，鲜有外界关注。然而，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却蕴藏着世界级的自然奇观——石英砂岩峰林地貌。1979年，画家吴冠中在写生途中偶然发现此地，惊叹其“失落在人间的仙境”，并撰文向外界推介。这一偶然的“发现”，成为改变大庸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198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标志着这片秘境正式进入国家视野。随后，索溪峪、天子山等区域相继被纳入保护与开发体系，统称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1986年，武陵源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之一。国际声誉如潮水般涌来，游客数量激增，张家界迅速成为国内外旅游热点。

然而，荣耀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治理困境。作为湘西州下辖的一个县，大庸在行政权限上严重受限。景区规划需经州政府审批，重大基建项目要层层上报，外事接待、土地使用、财政分配等关键事务均受制于上级。更棘手的是，武陵源景区横跨多个乡镇，甚至涉及邻近县份，管理权属分散，“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现象严重。景区内乱搭乱建、无序开发、环境破坏等问题频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与此同时，作为自治州边缘地带，大庸在政策资源、资金投入、干部配备等方面长期被边缘化，难以承担起世界级景区应有的管理责任与发展使命。

面对这一“资源富集、体制滞后”的结构性矛盾，湖南省委、省政府展现出高度的战略远见。他们清醒认识到，若继续将张家界置于县级行政框架内，不仅无法有效保护这一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更将错失通过旅游业带动区域整体脱贫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于是，一场以“提升行政层级、整合空间资源、强化统筹能力”为核心的行政区划改革迅速启动。

第一步发生在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大庸县，设立县级大庸市，仍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一“县改市”虽未改变隶属关系，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实际价值：一方面，“市”的建制意味着城市功能的强化，可获得更多城市建设专项资金和政策倾斜；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升格积累了制度经验与舆论基础。

真正的历史性飞跃出现在1988年。当年5月18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湖南省大庸市升格为地级市的批复》（国函〔1988〕77号），决定将大庸市升格为地级市，并进行大规模行政区划重组：设立永定区（原大庸市区及周边）、武陵源区（核心景区所在地）两个市辖区；同时将原属常德市的慈利县和原属湘西州的桑植县整体划入新设的地级市管辖范围。这一调整堪称大手笔——不仅实现了行政层级的跃升，更通过空间整合，构建了一个以世界遗产为核心、四县（区）协同发展的完整旅游经济单元。

升格为地级市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首先，

治理权限极大扩展

。张家界市拥有了完整的立法权（通过市人大）、独立的财政体系、自主的人事任免权以及对辖区内土地、规划、环保、交通等事务的统筹管理权。这使得市政府能够直接对接省级乃至中央部委，高效推进机场、高速公路、索道、污水处理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其次，

管理体制实现统一

。过去分散在多个乡镇和部门的景区管理职能被整合进市级统一平台，结束了“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为科学保护与有序开发奠定了制度基础。再次，

发展定位高度聚焦

。作为全国少有的以旅游为主导功能的地级市，张家界自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旅游立市、生态优先”的发展战略，所有政策资源向旅游产业倾斜，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气质与发展路径。

1994年，又一关键一步落地。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市正式更名为“张家界市”。这一更名绝非简单的名称替换，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品牌战略升级。将国际知名的景区名称升格为城市名称，实现了“景城合一、名实相副”，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全球辨识度与文化软实力。“张家界”从此不再仅指一片奇峰，而是一座拥有完整行政体系、肩负国家战略使命的现代化旅游城市。游客无论来自何方，只需记住“张家界”三字，即可直达目的地，极大降低了信息成本与认知门槛。

回望1985年至1994年这短短九年间的三次重大调整（县→县级市→地级市→更名），其速度之快、逻辑之新、影响之深，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极为罕见。它打破了传统“先有工业、后有城市”的演进模式，开创了“以世界级自然资源驱动城市建制”的全新范式。这种“因景设市”的改革逻辑，虽因其资源禀赋的独特性难以普遍复制，但其背后的治理理念——即根据区域核心功能和发展潜力动态调整行政区划，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治理效能最大化——对中国后续的区域治理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

更重要的是，张家界模式证明了生态价值可以转化为发展动能，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在今天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探索特殊功能区治理的新时代背景下，张家界从大庸县崛起为国际旅游名城的历程，依然闪耀着制度创新的智慧光芒。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成长史，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用制度力量守护自然瑰宝、激活区域潜能的生动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