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8日，山西蒙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明确“未经景区管理部门报备审批，禁止一切商业拍摄行为”，引发社会对景区商拍管理的广泛讨论 。这一禁令的出台，源于景区内出现的无序商拍乱象——部分社会人员未经许可擅自开展有偿拍摄，伴随拉客揽客行为，严重扰乱游览秩序、损害其他游客体验，景区工作人员虽及时制止，但亟需制度层面的规范约束 。

蒙山景区的举措并非个例，而是山西景区商拍管理的一个缩影。作为文物大省，山西诸多景区兼具自然景观与文物保护属性，商拍乱象带来的隐患更为突出。2025年8月，大同云冈石窟景区就曾出现“拍照刺客”事件，两名无经营许可人员身着装扮服揽客收费，被景区联合公安民警劝离 。而晋城市的玉皇庙、青莲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已在参观须知中明确“未经批准不得进行商业性拍摄”，同时禁止使用闪光灯等可能损害文物的设备，严守“最小干预”原则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矛盾：社交平台催生的商拍热潮与景区秩序维护、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

商拍的兴起本是文旅消费升级的体现。身着古装在文化景区打卡留念，既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表达需求，优质的拍摄作品也能为景区带来二次传播，成为文旅宣传的生动载体。但无序商拍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部分团队长时间霸占最佳拍摄点位，甚至驱赶普通游客；有的为追求独特视角，攀爬古建筑、穿越禁入区域，威胁文物安全；更有甚者存在虚假宣传、隐形消费等问题，破坏旅游市场秩序 。对于山西众多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物景区而言，闪光灯的频繁使用、人群的过度聚集，还可能对脆弱的文物本体造成潜在损害，这与山西长期坚守的文物保护理念相悖 。

然而，景区商拍禁令也面临着法理与实践的双重考验。有律师提出，公共场所管理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现有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禁止商业拍摄，简单“一刀切”可能引发争议 。更关键的是如何界定“商业拍摄”——是仅指有偿拍摄服务，还是包含用于商业推广的自媒体拍摄？执法中如何避免侵犯游客隐私权，杜绝检查聊天记录等不当行为？这些问题考验着景区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事实上，蒙山景区的“禁止未经报备商拍”并非全面封杀，而是强调“报备审批”的管理逻辑，这与多地探索的“疏堵结合”模式不谋而合。北京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景区明确禁止“无序商拍”，但通过划定拍摄区域、预留拍摄时段等方式满足合理需求；南京博物馆要求商业拍摄提前一周报备，每日限定拍摄组数；西安钟楼则划出专区和专用时段供拍摄，17时后禁止商业拍摄和直播，实现了秩序维护与需求满足的双赢 。对于山西而言，这类模式更具借鉴意义：文物保护单位可设定更严格的报备标准，明确禁止使用可能损害文物的拍摄设备和方式；普通景区可根据游客流量，实行分时段、分区域预约拍摄制度，既保障商拍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也维护公共游览空间的公平使用。

山西景区的商拍管理探索，本质上是文物保护、公共利益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平衡艺术。作为文物大省，山西景区的每一项管理举措都肩负着守护文化遗产的特殊使命，这决定了其商拍管理必须以文物安全为首要前提 。但同时，面对日益增长的文旅消费需求，简单禁止并非最优解。未来，景区还需进一步细化报备审批流程，明确拍摄规范与违规处罚标准，让商拍从业者有章可循；同时加强宣传引导，让游客理解禁令的初衷并非限制拍摄乐趣，而是为了守护共同的文化家园与游览环境。

从云冈石窟的“拍照刺客”整治到蒙山景区的商拍报备制度，山西景区正在走出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商拍管理之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既要用制度红线遏制无序商拍的乱象，守护文物安全与公共秩序；也要为合规商拍预留空间，让文旅消费的活力与文化遗产的魅力和谐共生。这不仅是对景区管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智慧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