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头琴的悠扬与说唱的铿锵在敕勒川的暮色中交织，那是蒙古族先民穿越千年的喟叹；当弓弦震颤间流淌出史诗的壮阔，牧人的蒙古包前便聚拢起一个个屏息凝神的身影。
乌力格尔，这门被誉为“胡尔沁说书”的古老曲艺，以“胡尔”（马头琴）琴声为魂、说唱叙事为骨，在蒙古高原的风沙与星辰间回荡了千年。2006年，它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不仅成为蒙古族文化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更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宝库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篇章——它是流动的史诗，是活态的文明，是草原儿女用声音镌刻的集体记忆。
源流寻踪：从口传史诗到体系成型
阜新乌力格尔的起源，深深植根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土壤。《蒙古秘史》卷三记载，13世纪蒙古大军西征途中，“有那颜（贵族）携艺人随行，执胡尔弹唱先祖功业，励军志、叙乡愁”。这种“以声载史”的传统，在阜新落地生根绝非偶然，作为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自古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因水草丰美且交通便利，为艺术的孕育提供了独特的地理条件。当时的胡尔沁艺人（说书人）多为行走的智者，他们无需文字典籍，仅凭记忆便能说唱数日不辍，从成吉思汗的征战传奇到草原部落的迁徙史，从神话传说到民间故事，成为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清初“借地养民”政策的推行，为乌力格尔的发展带来了关键转折。康熙年间，清廷允许汉族农民进入蒙古贞地区开垦耕种，数十万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技术、生活习俗，更带来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瑰宝。面对全新的文化语境，胡尔沁艺人展现出惊人的创造性：他们将汉家章回小说逐句蒙译，在保留核心情节的基础上，融入蒙古族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风格——比如将《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改编为草原部落的“盟誓仪式”，将“战马”替换为蒙古族熟悉的“三河马”，甚至在唱词中加入长调元素，让汉族故事有了草原的韵律。这种“蒙汉合璧”的改编，不仅扩大了乌力格尔的受众群体，更让这门艺术突破了单一民族的边界，成为文化交融的结晶。
19世纪中叶，阜新乌力格尔迎来了职业化的里程碑。佛寺镇喇嘛旦森尼玛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身为精通蒙、汉、藏三种语言的学者型艺人，他不满足于当时乌力格尔曲目多为口头流传、内容零散的现状，便耗时十年将唐代野史、民间传说编译成蒙语说唱巨著《唐书五传》，全书分为《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5个篇章，共计百万余字。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师徒秘传”的传统，在佛寺镇开设“艺塾”，公开收徒传艺，制定了“学琴三年、学书五年、登台十年”的严格传承规范，将拉琴、说唱、击节等技艺系统化、标准化。
艺韵解密：从曲目万象到技艺精髓
乌力格尔的曲目体系，如同蒙古高原的地貌般丰富多元，构建起一座“声音的博物馆”。其核心可分为三类：一是英雄史诗类，这类作品篇幅宏大、气势磅礴，说唱时需运用高亢激昂的唱腔与急促有力的弓法，再现英雄们开疆拓土、惩恶扬善的传奇；二是历史演义类，即蒙译改编的汉族古典文学，这类作品兼具历史厚度与故事性；三是现实生活类，这类作品多为艺人原创，聚焦草原的时代变迁，从清末的垦荒潮到现代的生态保护，从牧民的婚丧嫁娶到邻里的互助友爱。
与内蒙古东部草原乌力格尔侧重英雄史诗的豪放风格不同，阜新乌力格尔因深受农耕文化影响，更具细腻温润的生活质感，被学界称为“犁铧上的史诗”。在阜新乌力格尔的经典曲目《蒙古贞风俗记》中，有长达30分钟的唱段专门描述蒙古族家庭的春耕场景，详细记录了“选种、耕地、播种、灌溉”的农耕流程，展现了蒙汉杂居地区“马背与犁铧”共生的生活智慧。
艺人的技艺，是乌力格尔艺术的灵魂所在，其“一人多角、一琴多效”的表演形式，堪称中国曲艺史上的奇观。胡尔沁艺人需同时掌握“拉、说、唱、击”4项技能，缺一不可。拉胡尔时，左手按弦需在毫秒间切换音高与颤音，既要表现出长调的悠远绵长，又要模拟出马蹄的急促铿锵；右手运弓则需控制力度变化，轻可如微风拂草，重可如惊雷炸响。说唱时，艺人需一人分饰多角，通过声线的高低、语速的快慢区分不同角色——表现帝王将相时，唱腔雄浑庄重；表现年轻女子时，语调柔美婉转；表现反派人物时，声音则尖细刺耳。更令人称奇的是脚下的击节技巧，艺人通常会踩击一块木板或“扎木聂”（一种木质击节器），通过轻重缓急的敲击节奏，配合说唱与琴声，营造出不同的场景氛围，如行军时的整齐步伐、宴会上的欢快节奏、战场上的紧张对峙。此外，胡尔琴的制作工艺也与技艺相辅相成。传统胡尔琴以红木为琴杆、马尾为琴弦、羊皮为琴筒，制作一把合格的胡尔琴需经过“选料、制坯、蒙皮、调音”等20多道工序，琴筒的大小、羊皮的松紧都会影响音色，许多艺人都精通制琴技艺，甚至会根据自己的演唱风格定制专属胡尔琴。
薪火绵延：从文化交融到时代新声
乌力格尔的千年传承史，本质上是一部草原文化的交融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吸纳了汉族章回小说的叙事技巧、藏族史诗的磅礴气势，还融合了满族曲艺的幽默元素，却始终保持着蒙古族特有的抒情与豪迈。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乌力格尔超越了单一艺术形式的范畴，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后，乌力格尔曾面临严峻的传承困境。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年青一代的娱乐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说书场逐渐冷清；同时，老一代传承人年事已高，而愿意潜心学习这门古老艺术的年轻人却寥寥无几。
转机始于2006年乌力格尔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二十年来，我市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保护措施，让这门古老艺术逐步走出困境。在传承人培养方面，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四级传承人体系。为了抢救珍贵曲目，市非遗保护中心启动了“乌力格尔数字化保存工程”，对长篇曲目、短篇唱段进行录音录像，整理文字稿，建立了全国首个乌力格尔数字资源库，让这些“声音遗产”得以永久保存。在传播推广方面，乌力格尔正从草原深处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市积极推动乌力格尔“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通过教唱基础唱段、学习简单琴法等形式，激发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乌力格尔，这门在草原上流淌了千年的艺术，从最初的口传史诗到成熟的说唱体系，从单一民族的文化表达到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纽带，它的每一次成长都见证着中华文化的包容与活力。如今，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这门古老艺术正以崭新的姿态焕发生机——它既在数据库中保存着千年的记忆，也在校园里培育着未来的希望。
乌力格尔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它从草原深处走来，带着游牧民族的豪迈与深情，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成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当马头琴的琴声再次在草原上响起，那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期许——这千年琴声，将继续诉说着草原的故事，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草原深处的史诗之声，让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交流互鉴中永续流传。
消息来源：阜新微报（记者 张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