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故宫，我总忍不住想，这些如今依然壮美的红墙黄瓦，见证了怎样的皇家日常？

御膳房做出那么多美食，皇帝吃饭有什么规矩？

1400平方米的乾清宫，明朝皇帝怎么睡安稳觉？

登上御花园的假山，能看见怎样的风景？

......

下文中，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先生回应了这些问题，给我们补充了很多“故宫小知识”。下次走进故宫，内心浮现的场景肯定会更具体一些吧。

下文摘选自《故宫红书》，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正大光明”牌匾后

藏着皇位继承者的秘密

在诸多皇帝里，虽然康熙帝是一个在多方面都得到认可的好皇帝，但也难以克服家国一体的体制性弊端，比如选择接班人问题。

康熙8岁当皇帝，12岁结婚（实际年龄11岁零6个月），新娘比他大3个月。不到14岁，第一个儿子出生。最后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已经65岁。

结婚早，在位时间长，在清代皇帝中，康熙帝子女最多。据档案统计，康熙帝共有200多位妻妾（有名分的和无名分的），为他生育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

▲康熙皇帝

如何选定继位者？康熙帝决定沿用历史上各王朝立嫡长子的办法。康熙十四年（1675），下诏立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33年后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废皇太子，第二年复立，3年后再废。

康熙帝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反复无常、无计可施呢？想想看，在册立太子之后30多年的时间里，父亲和儿子之间，皇帝和太子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相互看不惯的别扭，能少得了吗？

在康熙看来，他的皇太子从一个聪慧的少年，逐渐变成了一个缺乏仁爱、行为乖戾的中年“油腻男”，这让他无法忍受。

而当太子的地位动摇和变动之际，太子和那么多皇子之间，皇子和皇子之间，以及各自的关系网、利益圈内部，争位夺利，乱象纷纷，更让他烦躁不安、屡屡发怒。

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帝把他的皇子们召集到乾清宫，指名训斥，说到怒不可遏时拔刀威胁，真的是方寸已乱了。

有论者甚至说，康熙帝因接班人废立之事而烦恼苦闷，中风而亡。两废太子后，康熙帝再没有公开建储，使雍正帝如何取得皇位成为一大疑案。

康熙帝被接班人问题困扰成何等模样，实际的继位者雍正帝看得清清楚楚。他坚决不会重蹈父皇的覆辙。他早已想好，这是他一上台就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雍正皇帝

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在乾清宫召见王公大臣，郑重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即从他开始，实行新的皇位继承人制度。

具体程序是：

在位皇帝亲自书写一份传位于某皇子的密诏，密封在一个匣子里，放置在乾清宫内正中高高在上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与此同时，皇帝另写一份同样内容的密诏，随身携带。宣布毕，在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见证下，雍正帝将密封的锦匣藏在“正大光明”匾后。

▲ 乾清宫内“正大光明”牌匾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的第四个儿子成为清朝第一个以秘密建储制继位的皇帝，这个皇帝就是乾隆帝。乾隆帝对历朝历代的建储法做了一番比较，认定父皇开创的秘密建储“实为美善”，进一步将秘密建储确定为“建储家法”。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将亲手写下的密诏藏于“正大光明”匾后。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取出密诏公布天下的还是乾隆帝。乾隆帝的第十五个儿子颙琰（嘉庆皇帝）正式被公布为继位者。这一天，正是乾隆即位60年整的日子。

在“正大光明”的背后秘密建储，虽然名与实、知与行、说与做的“悖论”太过明显，但好歹也算是一项无奈的制度性改革吧。

02.

御膳房做的菜多

皇宫里吃饭的规矩也多

皇宫里如何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帝后们吃什么，而比吃什么更重要的是帝后们怎么吃。

帝后吃饭得遵守三条规矩：

一是根本不存在点菜一说，谁也不知道、也不准说帝后爱吃什么；二是任何一样菜品不管多么喜欢，不得取第三匙，因为再取一次，就暴露了爱吃什么；三是备菜、配菜、掌勺、上菜，每道工序都有现场监管检查记录，责任分明。

另外，盛菜的碗碟都是银质的——据说菜里如果有毒，银制品就会变黑。所有规矩只为一个目的：预防有人下毒，确保食品安全。

紫禁城里的膳食制作供应总部叫御膳房，位于箭亭广场东南侧，距养心殿、体和殿五六百米，做饭的地点和吃饭的地点距离有点远。

饭菜做好后，主管的官员们逐一交给专门负责的太监，太监用黄云龙缎面包袱包好，挨次传递，一直传到餐桌前，当着吃饭人的面打开。这大概也是把帝后的吃饭叫作传膳的原因。

开饭令必须出自帝后口谕，一声“传膳”，所有服务人等一起行动。清宫里每日正餐两次，另有加餐。

慈禧太后每天加有早点。关于吃饭地点，早点在住处储秀宫，两次正餐在储秀宫与翊坤宫之间的体和殿。

慈禧每餐120多样菜品，外带时鲜。一样样排列整齐后，慈禧在膳桌前坐定，四个体面太监身旁身后垂手恭立，另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太监侍立一旁，专为太后布菜。慈禧眼睛看哪一个菜，老太监就把这个菜挪到太后面前，用专门的餐具夹舀到布碟里。

▲电视剧《走向共和》，慈禧用餐场景

早点不算正餐，但花样已经够多：人奶、牛奶茶，红稻米、香糯米、薏仁米，八珍、鸡丝粥，杏仁，牛骨髓茶汤，麻酱、油酥、白马蹄、萝卜丝饼，素什锦，卤鸭肝、鸡脯，等等。总计20多样。

住在储秀宫，吃在体和殿。与北面的储秀宫、南面的翊坤宫一样，体和殿也是五开间。中间一间为穿堂，贯通前后院。东两间连通，摆两张餐桌，是慈禧太后固定的吃饭处。

每遇节庆，穿堂加摆一张桌子，平日的传膳改称供膳，三张桌子供奉天、地、人三才。最东头，天一桌，供天；穿堂，地一桌，供地；中间，人一桌，供慈禧。

一个人餐餐120道菜，到底是为了吃还是为了看？估计慈禧太后每餐能看一眼的也没多少样。到底是吃饭还是吃排场，吃“仪式”？

储秀宫前面的体和殿，是慈禧太后的餐厅；储秀宫后面的丽景轩，是末代皇帝溥仪的餐厅，也是他用最后的早餐的地方。现在的丽景轩餐厅维持原状，摆设的是西餐餐具。

▲ 丽景轩明间外景

在宫里的最后几年，溥仪特别爱吃西餐，这或与来自英国的英语老师有关。为了溥仪的西餐，御膳房特别聘用过四个西餐厨师。

从丽景轩的布置看，溥仪的餐厅西化了。可是有意思的是，俞平伯看见并抄下来录入文章发表的菜单，却是中式早膳。很有可能是早上吃中餐，西餐多在中午和晚上吃。

▲丽景轩西次间内景

既然明显地西化了，应该不会像慈禧太后那样讲究排场地吃“仪式”吧？何况早已是被废掉的皇帝了。事实并非如此，俞平伯记录的菜单中，仅粥类就有粳米豇豆粥、玉米糁粥、小米粥、香稻米粥四种。

与慈禧比，溥仪虽为逊帝，但早餐并不比慈禧的差。其他的权力没有了，只剩下吃的权力，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吃是一定要吃好的。吃过早饭，九十点的时候，还要吃点水果。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下了最后的早餐之后发生的事：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半年之后，清点储秀宫文物的俞平伯，也看到了这个被末代皇帝咬了一口的早已萎缩了的苹果。

03.

走进御花园

才能登高遥望宫外的世界

虽然几百年前的环境问题远没有时下这么严重，可是那时候的皇帝营建自己的都城、皇城和宫城时，还是很讲究环境风水、很有生态意识的，而且只要想到就能做到。

且不说紫禁城西边及西北的南海、中海和北海，北边的景山，南边的太庙和社稷坛，远一点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先农坛，更远的南苑、颐和园、圆明园、玉泉山等，均是些山水环绕、草木森森的去处；单是皇宫里称得上园林的也有好几处：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御花园。

御花园最有名，不只是参观必经之地。御花园北边紧靠红色的宫墙有一座用太湖石堆起来的假山，叫堆秀山。堆秀山巅有一座高高在上的亭子，叫御景亭。

▲ 御景亭

山顶的山石已经超过宫墙，从红色的宫墙外边看上去，高高的御景亭仿佛浮在高高的红色的宫墙上方。

一位年轻的导游指着堆秀山上的御景亭，不无同情地对围着他的游客说

：“进了宫的女人们再也没机会出去了，只能站在那上面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围着他的年轻人和老人不无同情地连连点头。

小伙子说得不错，外面的人严禁入内，里面的人不得轻易出外，连皇帝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女人和小孩了。堆秀山上的御景亭是皇帝重阳登高用的，想来平常日子里也不是谁想上就可以上去的。

所以，一定要建一处御花园，好让皇帝，乃至皇帝的女人和孩子们，有一个自由自在地接近花草树木、穿行亭台楼阁的地方。

按说东西宽140米、南北纵80米，占地约12000平方米的御花园已经不算小了，可是自明初建园以来，历朝皇帝总想给他们的女人孩子更多更好的花木亭台，弄来弄去，硬是把一个移天缩地的御花园塞得满满当当。

处于中心位置的钦安殿体量最大，加上围墙，至少占去2000平方米。其余不到10000平方米的园子里，以钦安殿为中心，左右对称，建了近20座亭台楼阁，又占去4000多平方米——御花园一半的面积就被建筑占据了。

但由于建筑的造型布局精巧多变，名字又充满诗情画意，移步换景，倒也不觉得呆板枯燥。

如钦安殿的东北是堆秀山，山上有御景亭；西北对应的则是两层楼的清望阁（清朝改名延晖阁），上层高出宫墙，同御景亭一样，可以登临远眺，景山、西苑乃至京城尽在眼中，西山亦历历在目。

如东面有摛藻堂、凝香亭、浮碧亭、万春亭、绛雪轩，西面有位育斋、玉翠亭、澄瑞亭、千秋亭、养性斋。假山、真水、奇石遍布，苍松、翠柏、绿竹、牡丹、芍药、玉兰遍植；甬路两侧，又有五彩卵石铺就人物、花卉、山水、戏剧典故图900余幅，行走其间，没法不眼花缭乱。

被建筑界誉为“紫禁城中亭式建筑之首”的千秋亭和万春亭，在眼花缭乱中反倒失色不少。至于田野般的自然趣味，就更难感受到了。

由此想来，拥挤的风景其实根本关不住可以在御花园里游来游去的女人和孩子的心，

反而更让他们总想着攀上堆秀山，去看近水，看远山，看林野茫茫。

04.

新气象和旧宫殿

只有一条护城河的距离

御花园西南角的养性斋，是一座颇为特殊的建筑。转角楼，平面呈凹字形，双层，上层出回廊。这样的结构造型在紫禁城里是稀有的。

▲ 养性斋

更为特殊的是，这里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溥仪14岁，一个名叫庄士敦的英国人进入紫禁城，成为溥仪的外籍“帝师”——英语老师。

庄士敦出生在英格兰，是牛津大学文学硕士。进宫之前，分别在香港、英国租借地山东威海卫工作，汉语流利，对中国文化和宗教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选择英国人庄士敦做溥仪老师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执政者希望中国能够逐渐发展成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能够决定这件事的人们，不仅要求庄士敦教溥仪英语，还希望他对这位年少的逊帝有多方面的影响。

在此后的几年里，紫禁城的御花园中，经常出入一位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西装革履的“洋老师”，有时候又变成身着中国宫廷式官袍和顶戴的“洋师傅”。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英国就是代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龙头也是英国。火烧圆明园的有英军，侵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中也有英军。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竟以这种奇异的方式投影于少年逊帝。

这个时候的北京，与故宫仅仅一墙之隔的地方，则完全是另一个轰轰烈烈的崭新世界。

位于故宫东北角不远处的北京大学，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新思想风起云涌，新人物层出不穷，各类社会团体活动频繁，传播信息和宣传各自主张及言论的报纸杂志花样翻新。

新气象与旧宫殿，新青年与遗老遗少，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与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民主科学与封建愚昧，新世界与旧世界，也就一条护城河的距离。

庄士敦从进入紫禁城的那一天起，在教溥仪英语的同时，自然也在有意无意地用西方的文化思想影响他这位下了台的中国皇帝学生。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比溥仪大30多岁的庄士敦与溥仪相处得非常融洽、非常亲密，远远超过了溥仪与其他“遗老”“帝师”的关系。

▲ 庄士敦（左）和溥仪（右），1924年

因为只有庄士敦才有可能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对待溥仪，不把溥仪当作“皇帝”，而只是当作一个孩子来亲近，这连溥仪的父亲也无法做到。

在溥仪看来，庄士敦完全不是一位古板的“帝师”，更像是一位慈祥的大叔。溥仪让庄士敦给他起一个英文名字，庄士敦列出一串英国皇家贵族的名字让他选择，溥仪选了“亨利”，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使用。溥仪婚后，还亲自给婉容起名“伊丽莎白”。

庄士敦鼓励溥仪吸取新鲜的空气，建议溥仪阅读新的报刊，接触新派人物。庄士敦是有选择的，他选择倾向英美自由主义的新人物，建议溥仪见见胡适。

1922年，在庄士敦力主下，宫里给溥仪装了电话，溥仪试着玩，电话就打到胡适那里了。

胡适虽已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名人，但还是有些异样的兴奋，毕竟是“皇帝”亲自打过来的。

溥仪接着把胡适请进宫里，当面“垂询”。胡适惊讶于深宫里的溥仪居然也看新报新刊，也读他们的新诗。

溥仪居然还很具体地问到康白情、俞平伯的新诗，并说他赞成白话，也试着写新诗。这肯定使这位极力倡导白话文，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的新人物大为感动。

他们还谈到皇产的问题，以及出国留学的事。胡适给溥仪出了些皇产清理、独立生活的主意。在清室财产是公还是私的问题上，胡适持清室私有论，主张作价有偿收归国有。

也许是胡适的主张深得溥仪欢心，1924年溥仪再度召见胡适。溥仪被逐出故宫后不久，胡适还到溥仪住处拜访，说了些鼓励溥仪出国访问的话。这和庄士敦的主张非常一致。胡适很想以他的方式影响这位“寂寞”“可怜”的“年轻人”。

1924年，来自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庄士敦向溥仪介绍泰戈尔，推荐泰戈尔的诗，建议溥仪邀请泰戈尔来紫禁城，溥仪很高兴地答应了。

泰戈尔来访，陪同并做翻译的有诗人徐志摩及才女林徽因等。溥仪在御花园迎接，在养性斋设宴招待。泰戈尔把自己的一幅大白胡子画像赠送给溥仪。

白胡子诗人与摩登男女和皇帝在御花园里吃饭、喝咖啡、喝英式下午茶，也算是御花园里难得的别致风景。

庄士敦一方面真诚地关爱呵护着他的小学生，另一方面一直担心溥仪无法走出皇宫的牢笼。

虽已败落却仍很壮观威严的皇宫的控制与诱惑、太后效仿慈禧的管束、遗老遗少们日日的磕头请安，尤其是既没文化又极贪婪且善于逢迎拍马钻空子的太监们的围攻——庄士敦为溥仪深感不安，甚至深感恐惧。

事实证明，仍被关在禁宫深处的末代皇帝溥仪，不可能被庄士敦轻易地“西化”，也不可能因阅读新报新刊，以及与胡适、徐志摩这样的新派人物来往而被“新化”。

庄士敦想“西化”溥仪，也想“西化”中国，但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却是他自己反被“中国化”了。至少在行动上，他对溥仪完全是臣子对皇帝的姿态——磕头、请安，一律遵循宫里的规矩。

在他的人生历程里，与溥仪在一起的岁月，毫无疑问是他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也是日子过得最滋润的时期。一切来自中国式皇权的余威。庄士敦离开溥仪以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只要有机会，就会想办法去拜谒溥仪。

晚年回到英国以后，他似乎已经无法融入西方文化了。他一直惦记着溥仪，溥仪似乎是他永远的“皇帝”。

他无法摆脱回到英国后的孤独。他在英格兰高地买了一座小小的岛屿，在小岛上盖了一座房子。他给小岛取名“国王之岛”，给房子取名“帝室”，房子门口挂了一面旗子，旗子上写着“满洲国”三个字——因为那时的溥仪正做着伪满洲国的“伪皇帝”。

本文摘编自

《故宫红书》

作者:李文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