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了解你所不知道的安徽

安徽这地方，一条淮河、一道长江，就这么一划，天然把地界分成了三块：皖北、江淮、皖南。人嘛，也跟着这山水，分出了三种活脱脱的性情：皖北的“侉子”带着一股子天生的刚勇劲儿，敢想敢干，历史上就爱造反、能成事，走出了大大小小不少帝王；江淮之间的弟兄们不蛮不侉、亦南亦北，最懂得权衡和变通，史上那名臣贤相一茬接一茬；皖南的“蛮子”脑子灵光，才子扎堆，科考场上从来不含糊，徽商的名头更是响当当的。一个安徽，好像就把中国北方、南方，还有那中间地带的人格气象，都给标识齐全了。这里是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平原、水乡、山地、丘陵一样不缺，活脱脱一个缩小版、精华版的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脾秉性、处事活法，必然跟他身后那一片山水有着扯不断的关联。中国人里头那些不同的性子、不同的路数，基本上都能从安徽这儿找到自己的影子和原型。这是许多安徽人自己都未必知晓的“秘密”。

先说说皖北。

自古皖北帝王乡

这里是实打实的大平原，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淮河的水就在旁边哗啦啦地流着，带着泥土的气息。这地方的“侉子”，说的其实是中原官话，他们的性子就跟脚底下这无边无际的平原似的，坦荡、豪爽，骨子里揣着一股不服输、不信邪的狠劲儿。老孙我70年代出生在皖北东北乡，像我这个年纪的皖北爷们，你们现在回忆回忆，小时候谁家那房梁上不吊个沙袋？晚上月亮一爬上来，村里的村道、打麦场可就热闹了，半大的小子们光着膀子，扎马步、练拳脚，一拳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沙袋上，嘭嘭作响。那时候，哪个孩子的心里没装着个“少林寺”？总幻想着拜师学艺、行走江湖、行侠仗义。

这里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兄弟”二字的重量。小学时候就开始学着结拜，磕头烧香，歃血为盟，那股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是认真的。遇着事儿，兄弟们一起上，从不“拉稀摆带”。这或许也就是为啥皖北这片土地上，特别容易冒出“帝王”。因为这里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股“当老大”的野心，不满足于总是听人吆喝，讲究的是“彼可取而代之也”。

淮河嘛，性子也烈，经常闹水患，黄泛区的日子祖祖辈辈都不容易。逃难、抱团、抗争，成了生活里的常事，就这么一代代下来，练出了抱团取暖的江湖义气，也磨出了破局求生的惊人韧劲。

看看历史，蚌埠涂山氏之子，也是大禹的儿子夏启开辟了夏朝，亳州的商汤开辟了商朝（汤出生地有争议，但是老孙认为他更应该是出生在“南亳”，当时和商丘连在一块）；宿州的大泽乡，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撼动了秦朝的根基；亳州的曹操，带着儿子曹丕，风云际会，篡了汉室建立了曹魏；宿州萧县的刘裕，不甘人下，篡了东晋建立了刘宋，拉开了南北朝的乱世大幕；宿州砀山的朱温，更是直接篡了大唐，打开了五代十国那个纷乱的魔盒；到了凤阳的朱元璋，从草根而起，最终灭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大泽乡起义、红巾军起义、捻军起义……哪场风起云涌的起义，不是充满了皖北人那刚猛的身影和呐喊？

这就是皖北，敢于革命，敢于造反，信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敢叫日月换新天。

亳州的曹操，站在当年涡河边上，吟诵的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雄心。而比他晚生了一千一百多年的凤阳朱元璋，正从从二百公里外濠州（凤阳）的田埂上迎着目光向他走来，也在念一首自己写的诗：“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俚俗之中，是横扫寰宇的霸气。这就是皖北走出的帝王，起于青萍之末，成于风云之际。这里的人们吃着扎实的馒头、大饼，喝着烈性的白酒，说话掷地有声，做事雷厉风行，就像那淮河的涛声，声势浩大，一往无前。中国历史上“城头变幻大王旗”，这里出的，往往就是那些个“大王”。

再看江淮之间。

自古江淮出名臣

这里既没有皖北平原那种一望无际的辽阔，也没有皖南山区那种层峦叠嶂的幽深。长江和淮河在这里像是商量好了，绕来绕去，纠缠不清，走不了几步就是一片水、一块田，湖汊纵横，丘陵起伏。这里的人们，因为这山水地理的塑造，正好夹在南方的“蛮子”和北方的“侉子”之间。他们既懂得北方“侉子”的那股子豪勇，知道什么时候该硬气、该担当；又深深理解南方人那份对于秩序和规则的看重，明白什么时候该守规矩、讲章法。说白了就是特别会“审时度势”，特别懂“权衡”。对上，他们能准确领会帝王将相的战略意图；对下，他们能把那些宏图大略扎扎实实地落到老百姓的日子里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能上接战略，又能下接绩效”，这里就是天生的出政治家、实干家的土壤。历史上从这里走出不少名相、名臣，个个都是朝堂上的“定海神针”。

上古尧舜禹时期，安徽六安的皋陶，他也是六安的人文始祖，更是“上古名相”的鼻祖！他辅佐大禹治水，大禹在外奔波驯服洪水，他就在家里主持内政，安定后方。他制定了“五刑”，这法律体系一直影响到清朝；同时推行“五教”，强调教化育人，讲究刚柔并济，恩威并重。因为他，当时的部落联盟开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他也因此被尊为中国司法界的祖师爷。正是有了法律、监狱和系统的教诲，部落联盟才慢慢走向国家社会的雏形。他德高望重，大禹死后本来是要禅位给他的，可惜他年事已高，走在了大禹前头。不然，可能就没有夏启什么事了，整个华夏历史都要改写。

楚汉相争时，项羽的亚父，巢湖人范增，那是顶级的谋士。他辅佐项羽，劝项梁立楚王后裔，力图“名正言顺”；鸿门宴上，他力主除掉刘邦，以绝后患；刘邦被困荥阳时，他坚决反对讲和，主张乘胜追击，彻底消灭。连刘邦后来都承认：“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意思是，项羽要是真像听父亲的话那样听从范增，哪里还有我刘邦的天下？想想真是后怕，要是项羽真听了我这位江淮老乡的话，恐怕我们今天身份证上写的都得是“楚人”了。可惜啊，终究是“竖子不足与谋”！

到了宋朝，那更是了不得。合肥的包拯，做过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兼市委书记；他还是“御史中丞”，好比现在的中纪委书记；也当过“三司使”，集今天的财政部长、税务总局长、发改委主任权力于一身；仕途最后一站是“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真正的出将入相，名垂青史。

寿县的吕夷简，他们吕家更是个传奇。从他叔叔吕蒙正开始，到子孙后代，家族荣耀横跨整个北宋。吕蒙正三次拜相，辅佐过宋太宗、宋真宗；吕夷简作为宰相辅佐过宋真宗、宋仁宗。他的大儿子吕公弼辅佐过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位皇帝，二儿子吕公著辅佐过宋哲宗；孙子吕好问又在徽宗、钦宗二朝为官。吕家叔侄父子三代，前后辅佐了北宋整整八位皇帝，到了南宋，子孙还在继续效力，又是一度为相，为大儒。这样的政治世家，历史上也属罕见。

明朝开国，定远人李善长，那是朱元璋的“萧何”。他跟着朱元璋打天下，负责守后方，管粮草、管兵员。打下江山后，他又牵头制定明朝的各项国家制度、组织编修《元史》，连皇帝祭天祭祖的礼仪规矩都是他一手定下来的，是妥妥的“开国总设计师”。

清朝，从桐城走出来的张英、张廷玉父子二人，连续辅佐康熙、雍正、乾隆三位雄主，清朝许多重要的治国制度，包括《明史》的修撰，都是这爷俩领头操办的。虽然清朝不设宰相，但这父子俩干的就是宰相的活，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父亲张英是康熙的贴心谋士，儿子张廷玉是雍正的心腹重臣，雍正设立军机处，他是首批军机大臣，整个军机处的运作框架都是他搭建的。到了乾隆朝，他依然身居高位。最厉害的是，他最终成了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可以在祭祀时跟着皇族一起吃“香灰”，这份荣耀，独一无二。桐城“六尺巷”的故事，说的就是张英谦让睦邻的美谈。

到了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江淮人物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合肥的李鸿章，李中堂，在清廷风雨飘摇、外忧内患之际，成了慈禧和光绪这对孤儿寡母最依赖的柱石。他办洋务，建实业，兴军工，打造了当时亚洲一流的北洋水师。七十多岁高龄，还远渡重洋，环游欧美，见过俄国沙皇，拜访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心想着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搬回来，救亡图存。是非功过任评说，但其人其行，无疑是江淮智慧与担当在末世下的复杂体现。

最后，咱们聊聊皖南。

程朱阙里，皖南才子之乡

一说到皖南，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做生意厉害，徽商嘛；读书更厉害，状元多。根据综合明清方志、科举史研究的权威统计，皖南这片土地，共走出了39位状元！仅仅徽州一个地方，就出了两千多名进士。相比之下，整个皖北，历史上能查到的状元好像就一位，是元朝时颍州（今阜阳）的李黼。可人家徽州，有个岩寺镇，单单一个小镇，就出了4名状元！这差距，可见一斑。

那为什么这里的人就这么爱做生意、爱读书呢？而不像皖北人那样，讲究的是“武德充沛”、敢打敢拼？这还得从他们所处的环境找原因。皖南是“七山一水一分田”或者“七山二水一分田”，山水风景固然甲天下，但美景不能当饭吃。耕地少得可怜，逼得皖南人无法像平原地区那样依赖传统的农耕过日子。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只能另寻出路——“以文突围”、“以商求生”。那句古老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道尽了皖南大山里人们生存的艰辛与无奈。于是，很多家族形成了一个传承：“长子科举，次子经商”。徽商们就像“徽骆驼”一样，凭着惊人的坚韧和诚信闯荡天下。他们赚了钱，并不一味追求个人奢华享受，反而把大量钱财投回家乡，办学堂、建书院、兴教育。明清时期，仅徽州一地就有记载的书院54所、私塾82所，崇文重教之风蔚然。

徽州、池州、宣州，包括文化上属于江南圈的安庆桐城派（桐城虽在江淮，但文脉深植江南），这个地方的人讲究的是“耕读传家”。“宁可丢猪，不可丢书”，在他们眼里，书本比家里的牲口还要金贵。他们“晴起躬耕三分地，雨来坐读半架书”，真正是“十户之村，必有诵读之声”。

这与皖北人骨子里那股平原赋予的刚猛与决绝，形成了鲜明对比。皖北人敢破敢立，热衷于起义、造反、革命，偏爱推翻旧秩序、打破固有格局。而皖南人，作为“程朱阙里”（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祖籍地），思想深受理学浸润，重名节、讲忠贞，骨子里更倾向于维护既定的秩序与纲常，堪称历史上的“保皇派”中坚。皖南才子的毕生理想，大抵是“达则兼济天下”，入朝为官，治国安邦；“穷则独善其身”，退居乡野，也能教书育人或行医济世。

他们读书考试厉害，讲操守气节更是到了执拗的地步。忠于朝廷，忠于君王，甚至可以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境地，你杀我，我也要忠于你；你诛我九族，我也要跪谏、死谏，用生命去践行那份忠贞。

明朝初年，池州出了个千古奇才，叫黄观，他做到了“连中六元”。什么叫“连中六元”？就是从最基层的县试、府试、院试（考中秀才），到省级的乡试（考中举人），再到全国级的会试（考中贡士），最后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中进士），这六场关键性的大考，他场场都是第一名！这难度，相当于今天一个人从小升初、中考、高考，到研究生、公务员、国家级选拔考试，回回都是全国第一，堪称奇迹。

他是洪武皇帝朱元璋钦点的状元。后来建文帝朱允炆登基，黄观忠心耿耿辅佐这位年轻的新君。当燕王朱棣（后来的明成祖）入朝觐见时，仗着是叔父，不跪拜皇帝，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只有黄观站出来硬刚，说道：“虎拜朝天，殿上尽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意思是，在朝堂上必须先按君臣之礼跪拜，退朝后私下里再论叔侄亲情。硬是逼着朱棣当场下跪，也因此结下了死仇。

后来朱棣起兵“靖难”，黄观奉命到安庆一带募兵勤王。走到半路，噩耗传来，京城被攻破，皇宫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黄观在长江的一条船上，望着滚滚流水，穿戴好建文帝御赐的官服官帽，将朱棣送来的招安檄文一把扔进江中，然后朝着南京方向，整肃衣冠，行三拜九叩之大礼，随即纵身跳入滔滔江水，以身殉国。他的妻子在南京得知丈夫死讯后，也毫不犹豫，抱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起投进秦淮河，宁死不做新朝的顺民。据说南京现在还有一座桥，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刚烈的女子。朱棣得知后勃然大怒，下令将黄观的名字从状元榜上抹去，销毁他所有的文章著作，让这位忠臣沉冤近二百年，直到万历年间才得以平反，追谥“文贞”。

清朝桐城（文化属江南圈）有个戴名世，是个史学家。他编撰了一本叫《南山集》的民间史书，里面如实记录了清兵入关后的一些暴行。那时候正是文字狱盛行的康熙年间，《南山集》案发，戴名世被捕入狱。清廷其实也给过他机会，只要他肯删改书稿、承认自己“妄言”，不仅可以免死，还能做官。但他断然拒绝，说道：“吾辈读书人，生不能正史书，死当以血明志，何惧之有？”最终，年逾七十的戴名世被斩首，《南山集》被列为禁书焚毁。但他和黄观一样，用生命践行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人气节。

你看，这就是咱皖南的“蛮子”，耕读传家，培养的不只是惊世的才学，更是铮铮的风骨。“程朱阙里”的文化土壤，让他们把名节和忠贞看得比生命还重。就像皖南古村落里，那些至今依然矗立的贞节牌坊，看似冰冷坚硬，实则每一块石头的纹理里，都藏着一个家族、一个时代所坚守的信念与价值观。

安徽的山水人文

唠叨了这么多，关于安徽这三地的风土人情，基本上算是说完了。其实安徽人，不管是皖北的“侉子”、皖南的“蛮子”，还是夹在中间、兼收并蓄的江淮儿女，骨子里的那份秉性，都离不开生养自己的这一片山水。皖北的辽阔平原以及那脾气不小的淮河水，给了“侉子”们闯荡天下、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刚猛；江淮之间那密布的湖汊和起伏的丘陵，教会了当地人如何平衡南北、如何通权达变；皖南那封闭却也秀美的青山绿水，则逼着“蛮子”们不得不靠着苦读诗书、经营四方来寻求突围，从而孕育出深厚的文脉与商才。北方人爱结拜、重义气、想当老大，南方人重读书、讲名节、恪守秩序，江淮人夹在中间，最懂得审时度势、务实稳妥。这些性情看似迥异，甚至有些对立，却都是脚下这片土地的慷慨馈赠，共同构成了安徽丰富多元、生生不息的人文图谱。

现在你去安徽走一走、看一看，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份独特而鲜活的味道——皖北的酒桌上，劝酒依然豪爽，话语依然直来直去；江淮人办事的风格，依旧透着那种让人放心的稳妥与周全；而在皖南那些白墙黛瓦的古村落里，仿佛依旧能闻到从古老书院窗扉中飘出的缕缕墨香。说到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安徽的山山水水，早就把最鲜活、最实在、最生动的性子，都刻进了咱安徽人的基因里，写在了一代代安徽人的故事中。

老孙叨叨叨，作为一名祖籍安徽的讲述者，我把这篇长文，献给所有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安徽人，也献给所有想要了解安徽的朋友。谢谢您耐心看完这洋洋洒洒的文字，如果您也觉得有点意思，想让更多人了解安徽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文，欢迎您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安徽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