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旅融合传播
摘要：
本文以媒介化旅行为分析视角，回顾与梳理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旅游行为的研究进路。在文本层，媒介通过叙事与符号建构地理想象，重塑目的地的意义轮廓；在认知层，算法推荐、社会比较与情感补偿机制，成为驱动旅游意愿的协同因素；在实践层，旅行体验延伸至记忆的呈现、地方感的中介化与城市形象的流量化再生产。最后，文章从具身、行动与技术三个维度，指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媒介化旅行过程中的感官动员机制、建立旅游意愿与旅游行动的整体关联以及检视人工智能介入旅游实践的本土特征，进而深化对媒介化旅行的理解。
关键词：
媒介朝觐；媒介化旅行；感官动员
目录
一、引言
二、从“媒介朝觐”到“媒介化旅行”
三、媒介化旅行的研究进路：文本、认知与实践
（一）文本层：媒介建构的地理想象
（二）认知层：社会化媒介使用中的旅游意愿生成
（三）实践层：记忆建构与地方感生成
四、未来研究的拓展面向
（一）具身之维：从情感动员到感官动员
（二）行动之维：从“心动”到“行动”的整体关联
（三）技术之维：人工智能代理下的旅游实践
一、引言
当媒介技术将“远方”整合于日常生活的方寸界面，人们关于目的地的想象与旅行方式随之被悄然重塑。自20世纪末“媒介化社会”以及“社会的媒介化”概念勃兴以来，学界便对媒介与旅行的关系展开了深刻反思。以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约翰·厄里（John Urry）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媒介凭借大规模生产与流通超真实景观的能力，不断弱化目的地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符号边界，引发二者的去差异化趋势。当人们能够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实现对远方的虚拟凝视，亲临现场的物理位移便失去了其文化必要性，作为一项社会实践的旅行也随之面临终结的危机。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点上的旅行”（travelling on the spot）论述，更是否定了跨越地理距离的旅行价值，假定媒介对远方的可见性延伸反而会抑制个体的出行欲望。此种悲观取向的背后，是将媒介化视为对物质性旅行的替代与消解，将观看与行走对立开来。然而，媒介化真的会在一定程度上“终结”旅行吗？
事实上，媒介化不仅没有消解旅行的物质性，反而在重塑其意义结构的同时，强化了身体在场的必要性。正如彼得·斯约斯特洛姆（Peter Sjöström）所称，尽管数字化世界将我们周遭的一切与整个世界联通，但“以身体感官去体验真实世界的需求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我们愈发盼望身边的场所能够提供积极的感官体验，作为对虚拟体验的必要的补充。这些真实的体验，正是城市应当给予我们的养分，并且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丰富”。从短视频平台的打卡热潮到影视剧取景地的游客蜂拥，媒介不仅塑造了我们对远方的想象，也重新定义了为何去、如何游，以及如何记忆的全过程。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次达56.15亿，比上年同期增加7.24亿，同比增长14.8%。这一持续增长的流动规模背后，是媒介化逻辑深入渗入现实行动的映射，社交媒体、地方景观与个体欲望形成了互为促进的共振网络。从“淄博烧烤”到“尔滨出圈”，从《去有风的地方》带动的大理游到《我的阿勒泰》引发的新疆热，一系列由媒介内容导引的旅游现象表明，“现实、媒介和旅游业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面对这一趋势，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媒介在旅行过程中的角色，围绕媒介如何建构地理想象、驱动旅行意愿、重塑地方感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为理解这一交织现象，本文采用“媒介化旅行”的分析视角，强调媒介逻辑深嵌于公众旅行的全过程，涵盖“打卡”与“媒介朝觐”等具体实践，旨在系统梳理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介化旅行的研究进路，从文本建构、认知生成到实践再生产，全景呈现其理论演进与经验特征，为理解媒介化社会人与地方的新型联结提供学术参照。
二、从“媒介朝觐”到“媒介化旅行”
媒介朝觐理论以其对媒介叙事、空间圣化及仪式性体验的深刻剖析，为理解媒介如何召唤个体亲临特定地点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起点。随着数字媒介的迭代与社会实践形态的演变，这一概念所依赖的结构主义预设以及对神圣性的过度聚焦，已难以充分捕捉公众在日常旅行实践中与媒介持续、多元的互动特征。而“媒介化旅行”（mediatized travel）则以更具包容性与动态性的理论视角，可以进一步审视媒介与旅行之间日益紧密的互构关系。
媒介朝觐（media pilgrimage）作为理解当代媒介与空间互动的重要理论工具，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人类学对仪式与社会结构的经典研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将朝觐界定为一种典型的阈限（liminal）实践，即个体在脱离常规社会秩序的过渡性时空中，通过身体移动与仪式化行为，实现精神层面的转化与社会身份的重构。这一理论框架为后续将旅行从功能主义的移动行为提升至文化意义的生产场域，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支点。
正是在这一人类学传统的基础上，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试图将特纳的仪式理论迁移至媒介社会学领域，并提出媒介朝觐，指人们“到媒介叙事中重要的地点去旅行”，即个体受媒介叙事的感召而亲赴叙事发生地的旅行行为。参与者在朝觐过程中通常遵循某种程序化的仪式路径，共同依照媒介仪式所设定的引导机制进行身体与情感上的操演，因而是媒介仪式的一种重要形态。库氏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媒介如何通过叙事、影像与符号的长期积累，将特定空间圣化（sacralization），使其超越其物理属性，成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投射的准神圣场所。如他所言，“在媒介‘里’的地方高于那些不在媒介‘里’的地方”，这种等级化的空间认知使旅行目的地具有了传统宗教中的符号意味，吸引朝觐者跨越空间边界亲临媒体地点。
目前，媒介朝觐理论集中应用于两类典型场景：一是影视与文学IP衍生的地点消费；二是社交媒体驱动的网红地打卡实践，共性在于强调媒介对行为者的旅游意愿助推作用。尽管该概念揭示了媒介在建构空间想象与情感归属方面的效力，但将媒介驱动的旅行类比朝觐之旅，尚存在一定争议。首先，媒介朝觐的仪式观内嵌着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预设，即媒介被置于中心与主导地位。在这一视角下，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媒介仪式视角中被假定为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关系，个体对地点的感知被简化为由媒介仪式单向调控，遮蔽了旅行者作为能动主体在多重社会技术情境中的判断能力。其次，该理论对朝觐的界定强调神圣性、共同体等建构功能，难以涵盖当代大量旅行实践所呈现的世俗性、娱乐性、表演性乃至临时性特征。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觐者，其旅程亦正经历深刻的媒介化转型，即朝觐开始作为一种产品，通过沿途的媒介叙事吸纳观看者的注意力。最后，将“朝觐”隐喻泛化至所有媒介影响下的旅游行为，容易忽略现代旅游本身作为消费资本主义体系一部分的政治经济维度。如田敏与撒露莎所指出，现代旅游本身遵循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网红景点的兴起往往伴随着资本对地方景观的商品化改造、原住民空间权利的挤压以及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若仅从文化仪式角度理解此类现象，可能遮蔽其中蕴含的权力不平等。
库尔德里在后期关于媒介化的研究中亦承认，媒介的角色已从意义的中心化生产者，转向一种基础设施，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底层逻辑之中。换言之，媒介不仅是召唤者，个体也不只是被动的朝觐者，而是在多重技术逻辑与社会关系中进行决策的实践者。个体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与体验，远非单向度的媒介召唤与身体抵达所能涵盖，而是一个在多重媒介技术、平台逻辑、社会关系与地方物质性之间不断往复的动态过程。因此，与其将深度媒介化的旅行实践统摄于媒介朝觐之下，不如以媒介化的视角来分析受到媒介逻辑影响的旅行实践，进而把握旅行与媒介逻辑之间千丝万缕、相互构成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采取“媒介化旅行”的视角剖析旅行本身如何在媒介逻辑的渗透下被重新定义与重构，旨在阐明媒介何以作为旅行的基础设施系统性地重塑人们从目的地选择、行程规划、在场体验、影像记录、社交分享、记忆建构乃至地方形象再生产的完整旅行链条。
三、媒介化旅行的研究进路：文本、认知与实践
媒介化旅行是一个由媒介逻辑深度介入的意义生成与行动促发的过程，涵盖预旅行（pre-trip）、在途中（en-route）和事后接触（post-trip）三个阶段。那么媒介究竟如何参与建构人们向往的地方？又如何将这种向往转化为行动？对个体与地方的关系又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导向以下相互嵌套、动态互构的研究维度，即文本、认知与实践。
（一）文本层：媒介建构的地理想象
旅游活动与“地点”的概念紧密相连。进入深度媒介化时代，公众对目的地的想象在抵达之前便已被媒介文本塑造为一种高度符号化的认知图式。这一认知图式的生成，根植于符号编码、叙事生产与受众实践的互动，使目的地先在性地被赋予特定的意义轮廓与情感基调。
20世纪90年代开始，影视旅游研究领域相继提出了“电影引致旅行”（movie-induced tourism）、“银幕旅行”（screen tourism）等概念，指观众因某地点或场景在影视中出现过，进而以此为目的地的旅游行为。我国学者结合本土影视剧进一步探讨了影视旅游的内在推动机制：首先是构建地理景观深化地域印象，其次是凭借声音景观提高人物辨识度，再次是注入情节实现地方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最终使观众完成从目的地认知、情感共鸣到旅游意动的转化。例如，《去有风的地方》将大理的苍山洱海与田园生活塑造成远离都市喧嚣、抚慰心灵疲惫的理想之所；《我的阿勒泰》则赋予边疆小镇一种兼具诗意与精神归属感的意象美感。这些作品凭借沉浸式的叙事结构与强烈的视觉风格，不再仅仅展示地点，而是将拍摄地转化为承载文化理想与情感寄托的意义空间，从而在公众想象中建构出具有疗愈功能与象征价值的理想目的地。
公众的地理想象还依赖于媒介对地方文化符号的征用与重组。官方与规划机构常通过萃取特定的文化符号，对地方进行景观化塑造，以形成符合外界想象的文化表征。这些被凸显的符号往往脱离其原生语境，在游客的符号化解读与消费中，共同建构了一种简化的、易于传播的地方性形象，而非复杂的社会实体。例如在民族旅游中，涉藏地区往往以建筑风格、传统器物等经典文化元素作为视觉识别系统的核心，将村落或城镇包装成具有神秘感与异域风情的目的地。与之相似，西江千户苗寨的“原生态自然风景”“古朴人文景观”与“令人感动的苗家人”等意象，亦是在游客的符号化解读中被建构出来的解释项。这些研究共同揭示，官方宣传、旅游文本与游客自身的话语实践通过筛选、强化与叙事化，将复杂的地方现实简化为易于传播与消费的符号系统。进一步地，都市空间的审美体验同样嵌入符号化逻辑之中。游客通过对现代建筑、艺术装置、潮流品牌等都市景观的识别与感知，不仅实现了对城市气氛的内化，更经由社交媒体转化为自我呈现、圈层归属与记忆创造的象征资本。在此过程中，旅游目的地本身俨然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物的媒介”，一个由消费文化与媒介传播持续注入新意义的符号集合体。
可见，媒介所建构的目的地形象与移动社交网络的接合，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与传播力。无论是边疆村落、影视取景地还是网红城市，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越来越依赖于能否被有效纳入一套符号生产、传播与再生产循环之中，并成为由媒介文本、地方实体与游客实践持续互动所编织的意涵丰富的立体文化场域。
（二）认知层：社会化媒介使用中的旅游意愿生成
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语境下，旅游意愿的生成已从个体内在的理性决策，转变为由媒介逻辑、平台架构与用户实践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建构过程。媒介不仅传递目的地信息，更在认知层面预设了何谓理想的旅行，从而系统性地参与旅游动机的塑造。着眼于此，近年来涌现了不少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公众旅游意愿影响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重生成路径。
首先，认知框架的建构与信息推荐机制构成第一重生成路径。短视频、图文等内容形态将地方特征符号化、场景化，形成具有情感召唤力的视觉叙事，持续帮助用户形成对特定目的地的认知图景，进而激发其旅游行为意向。当用户持续接触某一目的地的视觉化内容时，其旅行意愿将被相应唤醒。例如，有学者以旅游短视频为研究对象，指出群体情感互动有助于构建群体团结，并经由文化触动与行动触发两条路径促进旅游意向的生成。再者，内置于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系统会强化特定信息维度，并将其整合到旅游文化景观中，从而深化个人与远方的连接感，促使个体产生亲自前往的心理冲动。以此为镜，人与地方之间看似自然连接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平台对公众“理想目的地”的认知形塑，人们通过反复浏览高可见度的风景，形成对目的地的向往。
其次，社会比较机制驱动下的认同动机构成第二重生成路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理论认为，人们通过与他人相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并通过与自己在某些方面相似的人比较，来获得更准确的自我评价。时下，社交媒体为公众的社会比较提供了一个公共舞台，在线旅行体验分享往往承载着超越旅行本身的象征意义，其所传递的社会地位、审美品位与文化资本的信号可能会引发观看者的向上社会比较，从而激活旅行欲望。在此，“游客”成为一种表演性的社会角色，旅行的价值不仅在于体验了什么，更在于如何被看到体验了什么。例如，特种兵式旅游的流行不仅出于时间效率的考量，更体现了在快节奏社会中通过打卡实践获取社交资本与群体认同的心理动因。此类行为反映出旅游意愿背后强烈的社会性动机，即人们追求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一种在社会比较中得以确认的理想自我。
最后，情感系统的补偿性需求构成了旅游意愿生成的深层动力源。在由速度文化笼罩的现代生活中，个体普遍存在对情感修复与心理平衡的补偿性需求。媒介内容敏锐捕捉并符号化了这一集体情感结构，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与感官编码，将远方建构为情感修复的疗愈空间。例如，乡村旅游宣传片常借助方言配音、自然音效与舒缓的镜头语言，营造怀旧与温情氛围，不仅唤起观众对乡土生活的亲切感，更通过沉浸式模拟体验满足观众对宁静、质朴与人际联结的情感渴望，从而有效激发实地探访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感补偿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意向，在于其依托媒介所建构的真实性。一旦媒介表征与游客实地体验出现显著断裂，便可能引发认知失调，削弱信任感，进而抑制旅游意愿的最终转化。这表明，媒介建构的目的地形象必须维持符号一致性、信息供给适当性与感知真实性，才有助于提升公众出游意愿。
综上所论，媒介对旅游意愿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心理编码过程。媒介信息通过符号编码设定了目的地的认知价值与情感基调；社交媒体平台则为此套符号体系提供了进行社会比较和身份建构的剧场，激发个体的展演欲望；而内嵌于平台中的算法等技术装置则通过个性化推荐，引导并强化出游意愿。个体的旅行决策由此被深度嵌入一个由符号、技术与个体情感需求共同编织的互动网络中。
（三）实践层：记忆建构与地方感生成
媒介化旅行的影响远未在旅程结束后终止，而是延伸至旅行后的记忆重塑、意义再生产与城市形象的二次传播之中。实践层的核心问题在于，旅行者如何通过媒介技术将短暂的体验转化为持久的个人叙事与社会资本，并在此过程中参与地方意义的集体建构与城市空间的符号生产。
在记忆建构维度，旅游记忆经历外部化与叙事化转型。旅行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段从“媒介外”到“媒介里”的历程终结，人们借由社交媒体平台将旅行瞬间转化为可编辑、可分享的数字内容，以便随时重回那时那地。在这一过程中，记忆的建构会经过自我的过滤与筛选。旅游者更愿意公开展示旅游记忆的积极面，并将零散的体验整合为符合社交传播逻辑的连贯叙事，而那些未被记录或不符合叙事逻辑的平凡细节则可能在回顾中被边缘化或遗忘。这种对记忆的选择性重塑强化了个体对目的地的美好印象。
记忆的媒介化建构同时关联着地方感的生成变化。传统的地方感强调通过持续的身体在场与多感官参与，与地方建立深层的情感与意义联结。媒介化旅行则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媒介地方感”，即地方的意义不再仅仅源自其物质实体或历史脉络，而是日益取决于其被转化为可传播符号的能力，以及在社交网络中获得认可的程度。人们一方面通过媒介前往目的地形成对地方的熟悉与认同，另一方面也借由媒介实践的云端在场与“远方”形成心理联结，将故事体验、情感体验、探险体验等融入旅游过程。
个体记忆与地方感的媒介化实践，最终汇聚为对城市形象的集体重塑。当前的目的地形象建构已初步形成了官媒引导、新媒体主导的旅游宣传矩阵，这一过程呈现三个关键特征：其一，视觉化转向。城市形象传播进入视觉统摄下的城市符号生产阶段，形成了以自下而上的短视频影像为依托的传播格局。在新的媒介尺度下，城市形象发展为大众参与式共建的产物，体现为以“城市漫游者”为生产主体，以视觉符号和媒介化想象为载体的城市空间生产，城市实体空间与网络中的数字呈现相互映照。其二，体验化转向。形象建构的过程从表征走向具身，媒介实践深度嵌入身体经验。社交媒体影像更多地通过个体感官元素、城市位置信息与大众日常实践，共同构筑旅游的必做之事、最佳机位等互动脚本，形成了一套关于如何感受、如何行为、如何记录的体验范式。其三，奇观化转向。数字图像和注意力经济开始渗透并改变城市物理空间，拔地而起的视觉标识物成为居伊·德波（Guy Debord）意义上的奇观，并借由热点事件、实体空间、媒介空间、旅游者和参与主体的互动实现城市的跨圈层传播，呈现出“网红城市主义”（wanghong urbanism）的发展态势。上述三重特征导向了一种新的空间生产逻辑：网红城市演变为适应网络生态的视觉导向型城市，并由名人、网红建立审美和传播规范并通过数字平台扩散。由此，媒介化旅行的实践层揭示了一个完整的再生产循环：个体的媒介化记忆实践不仅塑造着自我的旅行叙事，更在宏观层面上参与着城市空间的符号塑造。
“几乎所有的媒介文本都离不开空间与地方，而媒介也是发挥地理想象力的中介力量”。上述所勾勒的文本、认知与实践三重维度，揭示了媒介化旅行的运作逻辑：文本层奠定“去哪里”的想象基础，认知层阐释“为何去”的心理机制，而实践层则揭示人们抵达之后如何感知、传播与重塑地方体验的持续过程。
四、未来研究的拓展面向
本文通过从“文本—认知—实践”三个层面的梳理，揭示了媒介在当代旅游行为中的建构逻辑与嵌入机制，深度参与了从意愿萌发、意义赋予到行为实现的旅游全过程。然而，面对体验经济深度感官化、旅游行为高度平台化、全球媒介生态加速智能化的三重趋势交汇，既有研究视角在解释具身经验、行动连续性与技术代理性等新现象时已显阐释局限。下文将从具身之维、行动之维与技术之维三个方向切入，探索理论整合与视角创新的可能路径，以回应媒介化旅行研究中的分析盲点。
（一）具身之维：从情感动员到感官动员
既往研究在探讨出游意愿时，多着眼于情感动员的具体效果，普遍做法是将移动终端视为一种情动媒介，考察其何以激发观看者的向往、愉悦、认同等情感，进而催生其旅游意愿。这种研究取向固然揭示了个体内生情感在旅游决策中的核心驱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从观看到情感唤起的过程。实际上，媒介亦是感知的媒介，情感的唤起远不止于“观看—刺激”的线性激发，它还需经由一个更为基础的中间环节：感官的调动。早在19世纪，本雅明（Benjamin）在对欧洲城市剧烈变革的研究中，便将个体感官经验与宏大的社会历史相勾连，认为电影等新兴媒介所创造的“分心”文化，为市民感知城市带来了全新的模式，并由此呼吁关注人类感官，重拾身体经验。旅行体验研究同样强调，旅行体验作为一种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实践，其构成涉及情感、认知与感官。上述观点提醒我们，用户对“远方”的情感生发，离不开由感官构筑的体验土壤。尤其是在以美食资源兴起的新晋网红地中，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景德镇鸡排所引发的集体奔赴，并非仅由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所驱动，而更植根于一种对味蕾满足的期待。短视频等富媒体形式，通过近距离的特写镜头、食物烹制时的声效呈现乃至博主沉浸式品尝的表情神态，强化了感官穿透力与召唤性。故若要更为深入地洞悉群体出游行为的生成机理，还可以将研究视野从情感动员拓展至感官动员层面，剖析视觉、听觉、味觉想象、触觉联想等感官元素是如何被特定的媒介文本所策略性地调动、组织与放大，从而为情感共鸣与行为意向的最终形成奠定坚实的具身性基础。
（二）行动之维：从“心动”到“行动”的整体关联
行动阶段模型（model of action phases）将个体从意愿到行动的心理跃迁比喻为“渡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该典故源于古罗马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指代作出不可逆决策的历史事件，现用以形容个体在决策临界点上从审慎评估阶段向执行导向阶段的关键转变，被广泛应用于消费决策、目标追求、健康行为促进等多个领域。结合上述分析，从基于文本的观看、旅游意愿的唤起到出游决策的实施，共同构成了一条从认知激发到行为实现的基本行动轨迹。然而，尽管既往研究分别在文本、认知与实践这三个层面揭示了“渡河”的某些助推因素，其整体解释力仍存在明显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多数成果侧重于单一因素或特定情境下的分析，未能将文本的叙事吸引力、认知的动机形成、技术的便利性赋能以及社会互动的规范压力等因素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内，从而难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路径；在研究案例层面，现有分析多停留于特定现象或个案的归纳总结，其结论往往受制于案例本身的特殊语境，导致理论的普适性与推广性受到挑战。这种快照式与碎片化的研究现状，使得我们对于个体如何最终完成“渡河”决策的理解仍停留在相对割裂和表层的阶段。未来的研究亟须超越对孤立因素或特定案例的探讨，转向一种更具系统性和动态性的整合视角。具体而言，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个能够覆盖前意愿、意愿及行动决策全过程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文本的叙事力量、认知的动机生成、技术的赋能作用以及社会的互动压力，是如何分阶段、动态性地耦合在一起，并最终共同作用于“卢比孔河”的跨越时刻。唯有通过建立这种整体性的关联视角，才能真正揭示媒介化旅行决策的内在动力机制，推动研究从现象描述迈向机制阐释的理论深度。
（三）技术之维：人工智能代理下的旅游实践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作为具备情境感知、自适应响应与个性化生成能力的技术系统，正逐渐显现其在媒介化旅行中的潜力。新近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旅行建议正在成为游客的旅行决策坐标。尽管可能存在传播错误信息或生成不准确行程的“幻觉”风险，但AI的客观性与定制化能力促使人们仍倾向于采纳AI生成的旅行方案。这一趋势揭示了AI开始从辅助工具演变为具有准主体性的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角色，并深度介入旅游实践的全周期。而目前，关于AI在旅游领域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学界，聚焦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内容生产与叙事话语层面，探究用户对AI生成旅游内容的满意度、行为意向以及采纳聊天机器人生成旅游信息的潜在机制。反观本土研究，相关探讨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少量的中文文献多停留于对智慧旅游中AI应用场景的泛化展望，缺乏基于实证数据的用户行为分析、跨文化语境下的接受机制比较，以及对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生态中AI嵌入逻辑的细致考察。尤为关键的是，中国旅游市场兼具超大规模用户基数、高度平台化的媒介环境以及独特的“种草打卡”消费文化，可能孕育出差异化的使用模式与社会效应，亟须本土化理论视角予以回应。
媒介化旅行不仅是旅游方式的变迁，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与远方相遇的方式。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指出的，传播与现代城市具有同构关系，“一个由媒体反馈循环构成的扩大的矩阵不断塑造着都市空间的环境和强度”，而这一矩阵如今正以同样的效力影响着旅行经验与空间感知，促成了人们从“身未动心已远”的媒介感召到实地出游的旅行实践。未来，随着媒介技术的持续演进，我们与远方的关系将继续在流动与嵌入、再现与亲历之间不断重构，而理解这一动态过程，正是把握当代旅行文化变迁的关键所在。
本文系2025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红城市旅游吸引力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5D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陈欣钢,刘丁香.身未动心已远：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介化旅行的理论进路[J].新闻传播学刊,2026(1):14-24.
CY/T121-2015
陈欣钢、刘丁香:《身未动心已远：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介化旅行的理论进路》,《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1期,第14-24页。
MLA
陈欣钢,刘丁香."身未动心已远：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介化旅行的理论进路"新闻传播学刊.(1)2026:14-24.
APA
陈欣钢,刘丁香.(2026).身未动心已远：社交媒体环境下媒介化旅行的理论进路.新闻传播学刊,(1),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