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赤坎
2025年11月底，岭南的天气依然燥热。驾车一路行驶，道路两边是开阔平坦的金黄色稻田，普通的农家小楼中间突然冒出一座座碉楼。
一眼看去，楼体厚实得近乎笨拙，墙表像被上百年的潮湿浸润的旧宣纸，黑灰交织又微透着青苔的湿绿。严谨方正的墙体上排着稀疏的小方格窗户和枪眼，如警惕的瞳仁，冷冷地审视四方。灼热的阳光斜斜地切过来，洒在罗马式的拱券和科林斯柱式的阴影之间，恍惚间仿佛看到欧洲城堡的一角。
再往前开，一片带着西洋风格的古城浮现眼前。雕栏画栋，兀自出现在这远离现代化高楼大厦的田野上，好似海市蜃楼。
这就是广东开平赤坎给我的第一印象。
一切城镇的历史几乎都是水的历史。
我在潭江边的堤东路上踱步，江对岸的乡村与田野悠然在望。几棵巨大的古榕树，气根垂落，如长须老者。一座传统的拱桥和一座新式的斜拉桥相映成趣，瞬间将刚才那个海市蜃楼的幻境拉回到质朴的岭南水乡。
“赤”为红色，“坎”指临江的坡地。赤坎坐落在潭江冲积平原，地势略高，土壤多为赤红色的丘陵岗地。
遥想350年前的清朝康雍年间，这里只是几个零散的村落。得益于潭江这条连通粤西与珠江三角洲的黄金水道，赤坎逐渐发展成为附近乡民进行农产品、日用品交换的场所，所谓“墟市”。最初其规模和影响力仅局限于四乡八里。
如今，走在堤东路的旧石板上，临江的另一侧是如同上海外滩一般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它们安静地立在江边，带着墙上斑驳的痕迹和不同风格的装饰。巴洛克的涡卷和断裂山花，旁边可能就是一派哥特式的尖顶与玫瑰窗，有洛可可风格的纤巧繁缛，也有Art Deco简洁的几何线条。这边是巴黎旅店、旧金山饭店等昔日的霓虹灯牌子，隔壁就是各家祖祠的中式斗拱飞檐。
潭江堤
这个偏远的水乡如何会有这样的景致呢？
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国内社会动荡、农村经济凋敝，而美洲、大洋洲的金矿开采和铁路修建对劳动力有巨大需求，大批广东五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鹤山）的子弟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赴北美、澳洲及东南亚谋生，形成了持续数十年的“出海”热潮。
这些华侨在海外辛勤劳作，把积攒的钱源源不断寄回家乡。赤坎镇正好处于四周乡村的包围之中， 侨眷多，侨汇畅通，就成了五邑地区发展的核心。
站在堤边的码头旧址上，水泥台边几根残存的系缆石柱半浸在浑浊的水里。如今宁静的半岛百年前曾是繁华的码头。清末民初，通商口岸开放，外国来的商船在这里卸下洋纱、煤油、钟表、西药等“洋货”，又装上本地出产的蒲包、牲口、花生油和侨汇信件，同时带动了汇款、信贷等金融业务，商业由此开始繁荣。
从码头走下来，穿过一条窄小的巷子，步入中华路，这曾经是著名的商业街，一眼望去是一片骑楼建筑的丛林。它们的功能是统一的“下店上宅”，几乎没有两栋的样式是完全相同的。古罗马的柱式托起中式的匾额，伊斯兰的拱券与岭南的灰塑和谐共处。当年的华侨，将他们在南洋、在欧美亲眼所见的建筑样式，连同对故乡的眷恋和光耀门楣的渴望，一并寄回或带回，嘱托工匠们“照此建造”。于是，世界的建筑元素经由本地工匠的诠释，生长出独树一帜的风貌。
1930年代，赤坎的发展曾达到顶峰。镇上商号林立，银号、布庄、百货、药房、餐馆、旅馆等一应俱全，有咖啡馆、唱片店、电影院，也有妓院和大烟馆，人称“小广州”。此后历经战乱，侨民陆续搬离。新中国成立后，公路、铁路取代内河航运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改革开放后，周边城市如江门、佛山快速发展，赤坎的区位优势不再，逐渐趋于沉寂。
中华路
21世纪初，作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赤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政府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整体修缮工程。然而，这不禁让人心生复杂的情绪，修复如同给一位年迈的贵妇进行一场回春的手术，既惊艳其重焕光彩、整洁如新，又为那被磨平的动人的岁月痕迹伤感。
万商云集、帆樯林立的广告牌装饰一新，骑楼柱上用毛笔写的模糊不清的字体被重新描绘，在雅典式的楼牌下，二十四孝的精美雕刻修复上色，熠熠生辉，骑楼廊上的西式吊灯再次挂起……而那些来往船只的各色交易和银行票号中承载的人情冷暖，只能被旅游商品和土特产商店取代；楼上楼下热闹喧腾的烟火气也一去不返。
唯有那骑楼，仿佛退隐的老人，守护着昔日的荣光，笼罩在一种繁华落尽的静穆当中。
到了中午，饥肠辘辘，步入一家老字号的煲仔饭店铺，门口数十个小泥炉排开，炭火正旺，瓦煲滋滋作响，米饭与腊味的香气交织升腾，勾人魂魄。点一份黄鳝煲仔饭，米饭粒粒分明，底层结着一层焦香的金黄锅巴；鳝段肉质爽滑，酱汁浓郁，与米饭充分融合，再加上几片清亮的蔬菜，便是人间至味。想来那些漂泊海外的游子最惦记的可能也是家乡的这一口淳朴美味。
走在赤坎城里，一路上看到“关族祠堂”、“关族图书馆”、“司徒族图书馆”、“关光裕碉楼”……赤坎的店铺、票号也大都冠以关姓或者司徒姓。明清时期，司徒氏和关氏迁入赤坎，至今附近居民大多是这两家的子嗣。他们的族人出洋早、人数多，迅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是赤坎城的缔造者。
这两大家族的故事，如同《白鹿原》中写的白家和鹿家，相爱相杀，有合作也有竞争，是宗族制度的一个缩影。
早年的两家，为了土地边界等问题，也曾在乡间地头械斗。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两大家族以镇中的塘底街为界，东部为司徒氏家族的发展区域，西部为关氏家族的势力范围。这种格局至今仍清晰可辨。之后，与其他传统的宗族一样，两家也设有祠堂、族产以及明确的族规等，同姓聚居，辈分分明，秩序井然。
族中成员的侨汇不仅寄给自家亲属，更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宗族的公共建设，比如祠堂、碉楼、学校……仅仅在一条街上转了一圈，就有好几个学校的旧址，除了小学和中学，还有成人学校、女子学校，可见此地重视教育的程度。
那时“家”的概念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原子化小家庭，是一种同宗同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是一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动荡的年代和陌生的海外，个人是渺小的，宗族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互助网络。在海外，同乡会馆承担着介绍工作、照应生活的职责；在国内，同族的人共御外侮、兴办教育、救济孤寡，帮远方的侨民照看家中老小，分担后顾之忧。
赤坎的宗族因侨而兴，这使得他们眼界开阔，乐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无论是建筑还是商业，甚至海外的组织管理经验、议事规则等都被引入以处理宗族事务。
骑楼之下
如今的赤坎骑楼街区能够如此整齐划一，正是两家当年成立了类似“城建委员会”的机构，统筹海外族人的资金，统一收购土地，规划街道，并规定了骑楼的建筑红线、高度和风格。在面对外部匪患、洪水时，两族也会联合起来，共同出资兴建公共防御设施。
宗族之间有合作，更有竞争。除了商业上的竞争，文化也是竞争的领地。现在赤坎镇上最显著的建筑，就是遥遥相对的关家和司徒家的两座图书馆上的钟楼。
1925年，司徒家筹得四万多银圆，在东堤落成了司徒氏图书馆。现在的潭江之畔，中式的大门，西式的黄墙琉璃窗，那座掩映于绿荫中的尖顶钟楼，挂着的是当年在北美的家族成员从波士顿购回的名牌机械钟，至今仍然走时准确。图书馆藏书近三万册，有《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巨著，还有慈禧太后手书的“龙”字。
不甘人后的关氏族人自1926年就开始建设自家的图书馆，迅速重金购买了《四库全书》、《二十四史》等多部巨著，藏书不遑多让。目前坐落在堤西路的图书馆钟楼与司徒家的钟楼犹如孪生兄弟，钟楼上的德国大钟一直跟对面的美国钟比赛谁更准确。
堤东路的巴黎大酒店
赤坎镇人就在两个大机械钟的报时中走过了100年的光阴。这两座图书馆对公众开放，至今如此，可想滋养过多少驻足的学子和读书人。司徒氏创办的族刊《教伦月报》和关氏创办的《光裕月刊》，100年间不断向海外的游子传达着家族的声音。
潭江边除了图书馆，另外一片显眼的建筑是南楼和七烈士纪念碑。1945年，日军进犯赤坎，家族自卫队的七个司徒姓的壮士固守南楼，与日军激战十天九夜，面对威逼利诱他们毫不动摇，坚固的碉楼也在枪林弹雨中固若金汤，直到最后七人被日军用毒气杀害。
如果说随处可见的碉楼是具象的“家”的堡垒，这七个司徒子弟则用生命诠释了“家”的概念。
去时正好赶上赤坎在举办国际芭蕾舞节，在古老的剧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献上古典或者现代的芭蕾舞演出。不过有些场次观众的反应相对其他节目要冷淡不少，但即使是在稀稀拉拉的掌声当中，舞者认真、投入、充满激情的表演，让人动容。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面对的环境如何，也总有人用尽全力去演绎生命之舞。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赤坎乃至五邑地区的子弟出海绝不是从事什么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绝大多数被以“卖猪仔”的形式，在美加从事铁路建设当中最高危的隧道爆破、悬崖铺轨以及矿山开采等工作。如果说美国铁路的每根枕木下都有华人的血汗，赤坎的每一座骑楼、碉楼也汇聚着华侨的血汗甚至生命，是用苦难浇出的花朵。
一处院落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艰苦劳作的中国劳工处境更加艰难，遭受着歧视和暴力对待。
1875年，丁龙（Dean Lung）像无数同乡一样，在淘金热和铁路修建潮中，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渺茫希望，踏入了前往“金山”的货船底舱。先是修铁路的契约华工，之后成为太平洋铁路大股东卡朋蒂埃的仆人，他从事的是最卑微的工作。
卡朋蒂埃是个镀金时代的传奇人物，成功的商业大亨，但脾气火爆，仆人如流水般更换。丁龙展现了他忠诚可靠的本色，服务多年，从仆人到随从到朋友，得到了卡朋蒂埃深深的信任和尊重。以至于这位大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好奇，由丁龙陪同游览了中国。
晚年的丁龙在离美还乡之前，把多年辛苦积攒的一万两千美元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希望能够设立一个教授中国文化的讲座，这是一个底层劳动者对故土文明最朴素、最深沉的热爱。
“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面对哥大对这笔捐款的质疑，卡朋蒂埃在写给校长的信中这样评价他的雇员，并且追加了20万美元帮丁龙完成心愿。因为这笔丰厚的捐款，诞生了西方世界第一个研究中国的教席，为中国文化研究正式进入西方学术领域打下了基础。
这一切的创立者却默默无闻地回乡终老，他的照片挂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墙上，但他似乎从未向家乡人提及他在大洋彼岸创造的奇迹。近些年人们才探究发现，叫了一个世纪的丁龙，他的真名叫马进隆，广东台山人。
如果说丁龙是倾尽所有的支持者，那冯如就是身体力行的行动者。
多数人对冯如的印象定格在历史课本那张年轻帅气的照片上，这位中国的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是华工出身。1895年，12岁的他离开了自己位于广东恩平（“五邑”之一）的贫困家庭，随舅父远渡重洋来到加州，白天在铁路和船厂劳作，晚上自学英语、机械和物理。1903年，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成功像一颗火种，投进了他早已蓄满干柴的心中。他对同伴说：
“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1907年，冯如得到了几位华侨的赞助，凑了1000美元，用二手车床、自制工具，开始了他的飞天梦。经过失败的试飞和反复改进研究实验之后，冯如终于在1909年、1911年两次试飞成功，美国报纸以整版介绍他的研制过程，称他为“东方的莱特”。
其时，中国正值辛亥革命爆发， “吾当以此机为祖国服务！” 冯如携带他的飞机和几位助手回国参与革命。1912年，在广州进行的一次飞行表演中，冯如尝试拉升高度时操纵过猛，飞机失速坠地，机毁人亡。
冯如牺牲后，他的志业没有结束，助手司徒璧如（就是赤坎的司徒族人）不仅继承了他的飞行事业，还在随后的飞行表演中挑战成功，并且创立了赤坎的第一个电话公司——灵通电话公司，其旧址就在如今赤坎和平广场旁边。
两座碉楼
在灵通电话公司旧址的斜对面是美堂酒店，这座酒店以司徒璧如的祖亲司徒美堂命名。中国自研的战斗机那时还刚起步，而这位侨界领袖在抗战中募捐了多架飞机。
1880年春天，12岁的赤坎人司徒美堂挤进了开往旧金山的货船底舱，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呕吐物和煤油灯的气味。航行两个月，死了七个人——尸体被裹上帆布沉入太平洋，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司徒在餐馆打杂，后来做厨师。1883年的一个雨夜，他打死了一个到餐馆挑衅的美国流氓，被判入狱。在华侨和致公堂的帮助下，十个月后，他出狱了。司徒美堂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白天在餐馆工作，晚上在致公堂设立的夜校学英文、学法律。
1894年，他在波士顿成立“安良堂”，当时在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的华人聚居地，这类堂会是基层自治组织，协助解决大小纷争，仿佛宗族制度的延伸。他还创新性地设立了法律顾问处，聘请的年轻律师中，有个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法学院毕业生。罗斯福在担任安良堂法律顾问期间与司徒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在美国总统任上撤销了《排华法案》，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1904年，孙中山赴美筹款，司徒美堂接待随从，从此追随革命，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多次积极筹款。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华侨募捐，仅纽约地区就募集了超过1400万美元和多架飞机。司徒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是用小楷记录的捐款明细： “每一分钱，都沾着洗衣房的肥皂沫、餐馆的油烟味。”
1946 年，司徒美堂回国，并最终叶落归根。
这三位前辈出身寒微，早年背井离乡，因华人的身份遭受歧视，却用各自的方式保护了家乡和祖国的尊严、安危。除了他们三位，还有很多开平人外出谋生、求学，从西方世界归来，给那时贫瘠落后的中国带来新技术、新风尚，比如中国最早的电影人司徒慧敏、最早接触小提琴和西洋音乐的音乐家司徒梦岩……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从碉楼的尖顶滑落，白天的游客如潮水般退去，把古镇归还给了它自己。沿江的骑楼长街亮起了暖黄色的、晕染开的灯光，倒映在墨色的潭江水中，随波光碎成点点金鳞，仿佛一条流淌着旧日黄金的星河。这条江，曾送走了一船船怀揣梦想的“华工”，也迎回了一箱箱建设家乡的侨汇。每一扇紧闭的雕花铁门背后，都可能封存着一部家族的辛酸往事或人生传奇；每一条门前的石板路，都曾目送离乡少年，也迎来归乡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