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液池、万寿山与积水潭
北京于元朝被称为大都，突厥语音译为“汗八里”，意译为“大汗之城”。作为被元朝统治者视为“腹里”的核心区域，大都城无疑承载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能。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任命官至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的波斯人也黑迭儿主持大都宫室营造诸事。在宫城西侧，也黑迭儿沿袭了金代设有“太液池”的旧例，即便金代的太液池已然废弃不用，但元代的太液池很快开凿。太液池依托金代大宁宫琼华岛为主体，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北京的北海、中海。太液池内遍是芙蓉，元朝皇帝乐于乘御舟游戏池中，往往还会登上琼华岛，俯瞰大都景致。
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将“琼华岛”改称为“万寿山”，山上闲栽翠草碧植，复有烟霭缭绕，极富仙气。现今闻名遐迩的北海白塔彼时尚且不见踪迹，万寿山半山腰为仁智殿、山巅为广寒殿。广寒殿周匝杨柳
麇集，为万寿山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建筑群。广寒殿主殿名唤“小玉殿”，殿内设有宝座及渎山大玉海。渎山大玉海为工匠以整块儿玉石雕刻而成的酒瓮。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著《辍耕录》内载：“（渎山大玉海）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瓮侧另有金盏数只，供帝后恣意享用瓮内美酒。这件国宝至今犹存，现安放于北海团城内。
广寒殿为元大都宫城诸多建筑的最高点，足以将太液池乃至整个大都尽数纳入眼帘。万寿山以南有一座小屿，名唤“墀天台”，岛上建有仪天殿，位置就在今天的北海团城。为了便于皇帝从万寿山南行至墀天台，长达二百余尺的、呈南北纵向的白玉石桥将一山一岛彼此连接起来。而横向的木质桥梁则贯穿了整个墀天台，东、西均可登岸，向西是供皇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隆福宫，向东是元代皇室豢养飞禽走兽的“灵圃”。
太液池的水极为清澈，其具体根由就是注入太液池的水流为金水河。金水河的源头为玉泉山泉水，泉水先汇成金水河，而后自大都西侧中城门和义门南水门流入大都，由此于今北海万佛楼北侧注入太液池，并自太液池继续向东延伸至通惠河一线。为确保太液池水质始终如一，元代帝王明令禁止市井百姓以任何理由使用金水河水，并在沿途栽种柳树充为阻隔，可见太液池的水质与帝王生活息息相关。
太液池是元大都宫城内规模最大的水泊，却难以在整个元大都的范围内继续夺得魁首。北京二环西北侧原有一处天然形成的淡水湖泊，即积水潭。因蒙古人习惯性称“湖”为“海”，故而积水潭于元代被称为“海子”。与太液池相比，积水潭的占地面积显然更大，且同样源自于玉泉山。玉泉山前有一处湖泊，唤作“瓮山泊”，别称“西湖”，地址就在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西湖水自西向东，沿通惠河道注入大都积水潭，这就为元朝统治者自大都城内前往西山避暑开辟了水上通途。伴随着元代的统治日趋稳固，以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首的、几位汉化程度较高的帝王都对西郊山湖萌生了别样的兴趣。正如元人欧阳玄词中所云：“九月都城秋日亢。马头白露迎朝爽。曾向西山观苍莽。川原广。千林红叶同春赏。”与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元朝皇帝也极为关注西山红叶，往往会携文武百官、亲近侍从自大都城内乘船向西，直抵玉泉山脚下，先于瓮山泊弃舟登岸，继而往大承天护圣寺拜佛烧香，最后才是登上玉泉山驻跸行宫、欣赏红叶。
除去为元代帝王提供前往西郊山湖的水路外，积水潭另有特殊功能，这足以从积水潭的别称“洗象池”上推断得出。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曾下诏征讨大理、占城等国，得到了大象。元朝建立后，于大都、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分别建都，确立“两都巡幸制度”，即春夏自大都前往上都避暑、秋冬自上都返回大都避寒。与“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所述情景相似，自元世祖忽必烈起，历代元帝均自大都建德门乘象辇启程北上，四头大象载负着御辇平稳向前，元帝于辇内或坐、或卧，或掷棋取乐，或漫步吟诗，时而召见近臣，时而宴饮妃嫔，三千“怯薛”——宿卫相随在后，文武百官各自乘马扈从象辇缓缓向前。元廷豢养着数目众多的大象，积水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刷洗大象的“洗象池”，元亡之后，明、清两朝亦因循此例，仍以积水潭为洗象池。
大护国仁王寺与大圣寿万安寺
元代帝王大多尊崇密宗，酷喜拜佛，更设宣政院以统管乌思藏庶政。宣政院的驻地就在高梁河畔的大护国仁王寺，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正式宣告落成。寺内供奉密宗佛像，外墙粉刷红色，殿宇上覆白色琉璃瓦。大护国仁王寺南侧为白石桥，连通维吾尔族群聚居地“畏吾村”，即今天的魏公村。
大护国仁王寺同样兴修于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佛祖历代通载》有载：“帝（元世祖）尝问帝师（八思巴）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国焉。”寺庙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屡屡颁赐恩赏，或为寺田，或为宝钞，且持续升格宣政院管辖机构。
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护国仁王寺刚刚建成，诏设财用规运所，官秩不过为正四品而已，五年后（1279年）改称总管府，官秩不变；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升总管府为都总管府，官秩升为从二品；直至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累升至隶属于太禧宗禋院的会福总管府，官秩已为正二品，足见元朝皇帝对“镇国”之寺的重视程度。
至元七年（1270年），根据帝师八思巴建议，元世祖忽必烈于大都宫城正殿大明殿宝座上置一白伞盖，约定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都举行“游皇城”大典，即“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僧众于大护国仁王寺内请出密宗塑像并佛坛、诸多仪仗，簇拥着藏族帝师于大都百姓的夹道相迎中周游大都。乐队、兵马、戏队等相随者不计其数，大都百姓一齐涌上街头，接受帝师的赐福。帝后及妃嫔、皇子、公主都会莅临观礼，游罢奉佛像还宫大作佛事，至次日方告终止——六月于上都也会相应举办一次，年年如是。
礼毕，帝师使梵僧奉送塑像、佛坛、仪仗返回大护国仁王寺，沿途顶礼膜拜者难以胜计。可惜时过境迁，大护国仁王寺今已无存。
与大护国仁王寺一并声名在外的藏传佛教寺庙是妙应寺，于元代名为“大圣寿万安寺”，俗称“白塔寺”。今天的北海永安寺同样有一座佛教白塔，可妙应白塔的建造时间着实要远远早于永安白塔。
至元十六年（1279年），尼波罗国（尼泊尔）王族、杰出建筑学家阿尼哥奉命主持设计、建造大圣寿万安寺。大圣寿万安寺原址为辽代永安寺，辽寺已于金末毁于战火，释迦牟尼舍利塔也仅仅剩下了空荡荡的塔基。
相传释迦牟尼佛荼毗后得舍利子八万四千颗，阿育王为此兴修了八万四千座佛寺分别供养，后有颇多舍利子传入东土，同样得到朝廷及信众虔诚供养。入辽以后，密宗高僧道赈于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筹资修建永安寺，寺内建造舍利塔供奉舍利子，可惜毁于金末兵燹。
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于辽塔原址修建藏传覆钵式佛塔以供奉舍利。历经八年有余的设计、建造，白塔终于建成，忽必烈随后下诏重新迎奉舍利入塔。因建庙、建塔与元朝皇室息息相关，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于落成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皇家寺院，被称为“西苑”，并分担了部分政治职能。元朝帝王每每下诏刻印蒙古文、维吾尔文佛经，均由大圣寿万安寺遵旨照办。为突出大圣寿万安寺的政治地位，元世祖忽必烈还特地将该寺定为家庙，元成宗铁穆耳也曾于元贞元年（1295年）亲自诣庙祭祀祖宗，大都有七万余信徒相随，一时传为美谈。
大圣寿万安寺的鼎盛期一直持续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彼时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统治已然风雨飘摇，朱元璋翦灭南方群雄，建国大明，即将挥师北上。整座大都上至皇室、下至黎元，一概惶惶不安。在此期间，一场特大雷暴奇袭大都，使大圣寿万安寺遭遇了毁灭性打击——除白塔外，寺内其余建筑几近于全部被毁。因元廷很快就退回草原，妥懽帖睦尔当然无力再行修复大圣寿万安寺，直到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两朝才得以奉敕整修，“妙应寺”之名即为英宗御赐，但寺院规模已再难与元代时相提并论。
东岳庙与长春观
尽管元代帝王一贯崇信密宗，但从未以此为由打压其余宗教发展。作为中国本土衍生的著名宗教，道教同样得到了元朝皇室的尊重与赞赏。
东岳庙位于齐化门（朝阳门）外，始建于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由道教正一派宗师张留孙及其弟子吴全节相继主持建造，最终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竣工，赐名“东岳仁圣宫”。张留孙师徒二人曾赴大都拜见元世祖忽必烈，成功使正一派得到了元朝皇帝的认可。张留孙回到龙虎山传道后，获封“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的吴全节奉师命留居大都主持兴修东岳庙。
东岳庙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内设地狱阴司“七十六司”，有劝善惩恶之意。现今的东岳庙主体依旧保留元代旧制，庙内陈设赵孟頫手迹《张留孙道行碑》，详细阐述建庙始末——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辰，大都男女信众同来烧香，此亦为元大都一景。
长春观即今白云观，唐代唤作“天长观”，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重修为“十方天长观”。道士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后东归，蒙恩赐居观内。经修复，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得成吉思汗赐名为“长春观”，从此成为道教全真教祖庭之一。
在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苗道一执掌长春观期间，长春观达到鼎盛。时值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在位，惠宗汉文修养极高，对各类宗教都抱有相当浓厚的兴趣，长春观的地位自然也得以水涨船高。可惜元王朝的统治很快就因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而宣告落幕，长春观亦彻底圮废，直至明朝建立后才得以恢复，并更名为“白云观”。
元代的统一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朝灭亡以来持续了三百余年的长期分裂。自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九年（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以降，北京由此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与辽的南京析津府、金的中都大兴府不同，元朝统治者对“大都路”——北京所产生的影响依旧是深远且长久的。纵使近八百年时光悄然而逝，属于元大都的故迹残痕仍静静述说着过往，等待着后世之人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探访。
作者✎徐瑄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