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如一条纽带，将山西运城与河南三门峡紧密相连。每年冬季，白天鹅如期而至，为两地的冬日增添了灵动与诗意。然而，这对“邻居”在白天鹅保护上却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三门峡凭借“天鹅之城”的美誉吸引着全国目光，2025年越冬大天鹅数量已达5794只，峰值更是高达1.6万余只；运城虽也是重要的越冬地，但种群规模多以千余只为主，名气相对较小。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人工投喂，认为三门峡的投食策略吸引了更多天鹅。事实果真如此吗？运城真的在投喂方面有所欠缺吗？更值得探讨的是，政府到底应该投喂白天鹅吗？
一、生态基底：先天与后天的双重影响
白天鹅对栖息地极为挑剔，水域稳定性、食物丰富度、气候条件等都是关键因素。运城与三门峡虽同临黄河，但生态基底的差异为种群数量分化埋下了伏笔。
三门峡的生态优势得天独厚。作为黄河三门峡库区所在地，这里形成了大面积稳定的湿地水域。加之240公里复合型沿黄生态廊道的建成，构建起连续完整的栖息空间。更重要的是，三门峡曾是资源型矿业城市，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湿、禁排污水、矿山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从“矿山之城”到“天鹅之城”的华丽蜕变。如今，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风景如画，18条黄河一级支流全部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森林覆盖率达50.72%，位居河南省第一。这种系统性的生态修复，使得湿地水生植物覆盖率显著提升，鱼类、甲壳类等天然食物资源持续丰富，为白天鹅提供了充足的自然食源。同时，三门峡境内的天鹅栖息地已扩展至10处，形成100多公里的观赏带，多点分布的栖息格局有效分散了种群压力，吸引更多天鹅集群越冬。
运城的湿地资源则呈现“多点分散、单点规模有限”的特点。白天鹅主要分布在芮城圣天湖、平陆三湾黄河湿地、运城盐湖等区域，其中圣天湖水域面积400余公顷，是最大的集中栖息地。近年来，运城通过“退盐还湖”“湿地修复”等工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圣天湖的天鹅数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几十只增长至峰值万余只，运城盐湖也因水质改善吸引了更多候鸟驻足。但整体来看，运城的湿地多为河流冲积形成的滩涂湿地，冬季水域结冰面积较大，且部分栖息地受农业生产、人类活动影响，连续性和稳定性稍弱。例如，平陆三湾黄河湿地虽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能量补给站”，但冬季浅滩结冰后，天鹅的觅食范围会受到限制，需依赖人工干预补充食物。此外，运城的湿地保护虽取得成效，但在生态廊道的连通性上仍有提升空间，分散的栖息地格局难以形成大规模集群效应，这也是其种群数量峰值低于三门峡的重要原因。
气候条件的细微差异也起到了辅助作用。三门峡地处黄河峡谷地带，背风向阳的地理环境有效降低了冬季寒风对天鹅的影响；而运城部分湿地位于黄土高原边缘，冬季气温相对较低，水域结冰时间更早，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适宜栖息的周期。这种先天地理与后天生态修复的双重差异，构成了两地白天鹅数量分化的基础。
二、投喂管理：科学补给的共识与差异
关于“投喂”的争议，核心并非“有无”，而是“如何投喂”。事实上，运城与三门峡都存在人工投喂行为，且均以科学保护为出发点，但在投喂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公众参与度上，两地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天鹅的栖息选择。
三门峡的人工投喂以“科学规划、精准补给”为核心，形成了政府主导、专业实施、公众参与的完整体系。作为越冬大天鹅的主要目的地，三门峡深刻认识到冬季天然食物短缺对天鹅生存的影响，尤其是在严寒天气下，结冰的湖面会让天鹅觅食陷入困境。为此，三门峡黄河天鹅湖湿地保护中心等机构制定了严格的投喂方案：在天鹅湖、涧河库区、天鹅湾等核心栖息地，设置固定投喂点，定时定点投喂玉米、小麦等天然谷物，避免投喂大米、面包等不适宜食物。这种投喂并非无节制供给，而是根据天鹅数量、天气变化、天然食物储备等因素动态调整，既保障天鹅能量补给，又避免其过度依赖人工投喂丧失觅食能力。例如，2025年冬季，涧河大岭路桥区域观测到80只白天鹅后，管理部门立即启动投喂机制，确保其安全越冬。同时，三门峡鼓励公众参与科学投喂，通过志愿者活动、科普宣传等形式，引导市民在指定区域投喂适宜食物，形成“全民护鹅”的氛围。更重要的是，三门峡的投喂与监测工作紧密结合，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三门峡天鹅湖鸟类环志站通过追踪天鹅迁徙数据，为投喂方案优化提供科学支撑，让人工补给更贴合天鹅的生理需求。
运城同样重视人工投喂在天鹅保护中的作用，且投喂举措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平陆县就每年拨付4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补偿三湾水域周边农户的农作物损失，并聘用5名专职投食员，通过种植40余亩小麦、购买玉米和白菜等方式，为白天鹅提供越冬食物。随着保护力度加大，运城的投喂体系不断完善：在平陆大天鹅生态湿地公园、芮城圣天湖、垣曲古城湿地等核心区域，均在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指导下，确定了玉米、小麦等适宜投喂品种，并根据天鹅数量和天气变化调整投喂频率。例如，芮城圣天湖组建了专业化巡护队伍，在监测天鹅动态的同时，同步开展科学投喂，保障种群稳定。运城盐湖在启动冬季湿地保护专项行动时，也将“保障食源”作为重要内容，通过生态修复增加天然食物，辅以必要的人工投喂。
那么，为何“投喂”会成为三门峡天鹅数量更多的热议原因？核心差异在于投喂的“覆盖面”与“协同性”。三门峡的投喂点与栖息地分布高度契合，10处栖息地均实现规范化投喂，且与湿地修复、水质保障等措施形成协同，让天鹅无论在哪个区域栖息都能获得稳定补给；而运城的投喂主要集中在圣天湖、平陆三湾等核心区域，部分分散栖息地的投喂覆盖不足，且受栖息地分散影响，投喂的规模化效应较弱。此外，三门峡的投喂与公众参与结合更紧密，形成了“专业投喂+公众辅助”的模式，而运城的投喂更多依赖专职人员，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稍逊，这也让外界形成了“三门峡投喂更积极”的印象。需要明确的是，两地的投喂均以“科学保护”为前提，不存在“过度投喂”的问题，人工补给只是天然食物的补充，而非天鹅生存的唯一依赖。
三、保护机制：制度与执行的全面比拼
生态基底是基础，投喂是辅助，完善的保护机制才是吸引天鹅、留住天鹅的核心保障。运城与三门峡在保护制度、执法力度、监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天鹅的栖息安全感和种群稳定性。
三门峡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科技支撑”的全方位保护体系。在制度层面，三门峡将天鹅保护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出台《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条例》等专项法规，明确栖息地保护范围、禁止行为和责任分工。在执法层面，成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天鹅湾警务室，森林警察支队实行“上班早半小时、下班晚半小时”的巡护制度，加大冬季巡逻频次，严厉打击非法捕猎、惊吓驱赶、非法开发等行为。同时，林业、环保、城管等部门联动开展“绿盾行动”“清风行动”等专项整治，形成执法合力。在监测层面，三门峡建立了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三门峡天鹅湖鸟类环志站，通过环志追踪、卫星监测等科技手段，持续获取天鹅繁殖、迁徙、栖息数据，为保护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更值得一提的是，三门峡的保护融入了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栖息地周边设置隔音屏障、限制机动车通行，在景区划定专门观鸟区域，禁止无人机拍摄和大声喧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这种“全链条、无死角”的保护机制，让天鹅在三门峡获得了充足的安全感，这也是其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甚至出现自然繁殖现象的关键原因——2015年以来，已有13只野生天鹅宝宝在三门峡顺利出生，这是生态环境与保护力度的最佳证明。
运城同样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在系统性和执行力度上与三门峡存在差距。运城出台了《运城市野生动植物保护暨秋冬季候鸟护飞倡议书》，建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林业、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网盾行动”“候鸟行动”等专项执法，严厉打击伤害天鹅的违法行为。在巡护方面，芮城圣天湖聘用6名专职巡护员，实行分片负责和零报告制度，实现全天候监测；运城盐湖增派巡逻力量，设置警示牌，引导文明观鸟。在救助方面，运城与相关机构签订野生动物定点救护协议，每年救护野生动物70余只，为受伤天鹅提供专业救治。但整体来看，运城的保护机制仍存在“碎片化”问题：各栖息地的保护标准不统一，部分区域的巡护力量不足，科技监测手段的应用不够广泛，尤其是在跨区域协同保护上，尚未形成像三门峡那样的一体化格局。例如，平陆三湾与芮城圣天湖相距较远，保护措施的联动性较弱，难以形成规模化保护效应。此外，运城的保护宣传虽有开展，但在引导公众文明观鸟、避免人为干扰方面，力度稍逊于三门峡，部分栖息地仍存在游客近距离投喂、喧哗等不文明行为。
保护机制的差异还体现在对“人鸟冲突”的化解上。三门峡通过生态补偿、栖息地隔离等方式，有效减少了人类活动与天鹅栖息的冲突；而运城虽在平陆三湾实施了农作物补偿政策，但在部分新拓展的栖息地，“人鸟争地”的潜在矛盾尚未完全化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鹅的栖息稳定性。
四、品牌塑造：城市IP与文旅融合的实践
如果说生态保护是“内功”，那么品牌塑造就是“外功”。三门峡“天鹅之城”的名气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城市IP打造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运城的品牌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其名气不及三门峡的重要原因。
三门峡将白天鹅打造成城市核心IP，实现了“生态保护—品牌塑造—文旅发展”的良性循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天鹅首次大规模栖息开始，三门峡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生态资源的价值，将“天鹅之城”确定为城市名片。在城市建设中，天鹅元素无处不在：道路转盘中心的天鹅雕塑、虢国博物馆的玉雕天鹅展品、景区里琳琅满目的天鹅文创产品，让天鹅文化融入城市肌理。在宣传推广上，三门峡采取“官方引导+民间参与”的模式：政府每年举办“中国三门峡白天鹅旅游节”，通过央视、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宣传城市生态成就；摄影师、志愿者自发拍摄天鹅美景，举办摄影展、担任义务讲解员，形成全民宣传的热潮。这种全方位的宣传，让三门峡“天鹅之城”的形象深入人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2025年“天鹅季”启动以来，仅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就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观鸟经济”催热了冬日文旅消费。更重要的是，品牌塑造反过来促进了生态保护：随着“天鹅之城”名气增大，市民的生态自豪感和保护意识显著提升，主动参与护鹅行动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保护天鹅—城市增辉—全民受益”的良性循环。
运城的白天鹅品牌建设则相对分散，缺乏统一的IP定位和系统的宣传推广。运城虽拥有圣天湖、平陆三湾、运城盐湖等优质观鸟地，且每年越冬天鹅数量峰值也达万余只，但长期以来未能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宣传多以单个景区为主体，缺乏全市层面的整合推广。例如，芮城圣天湖、平陆三湾各自宣传“天鹅栖息地”，但没有形成像三门峡“天鹅之城”那样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品牌。在宣传渠道上，运城更多依赖地方媒体和文旅公众号，缺乏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导致其天鹅资源的知名度局限于区域内，未能形成全国性影响。此外，运城的“观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观鸟设施、旅游配套不够完善，未能将生态资源充分转化为文旅优势，也影响了品牌的传播力——游客在运城观鸟的体验感虽好，但缺乏像三门峡那样完整的文旅产业链，难以形成口碑传播的效应。
品牌塑造的差异还体现在公众认知层面。三门峡通过持续的宣传，让“白天鹅=三门峡”的认知深入人心，提到天鹅越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三门峡；而运城的天鹅资源往往被纳入“黄河中游候鸟栖息地”的大概念中，缺乏独特的品牌标识，导致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稍逊一筹。
五、政府是否应该投喂白天鹅？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短期来看，在特定情况下，政府的人工投喂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在严寒天气、天然食物严重短缺时，适量的人工投喂可以帮助白天鹅度过难关，避免因饥饿导致的死亡。此外，人工投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天鹅在指定区域栖息，减少其与人类活动的冲突。
然而，从长期来看，过度依赖人工投喂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人工投喂可能会改变白天鹅的自然觅食习性，使其逐渐丧失在野外寻找食物的能力。如果有一天人工投喂停止，这些天鹅可能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不科学的投喂可能会导致白天鹅营养不良，影响其健康和繁殖能力。例如，投喂过多的面包、大米等食物，可能会导致天鹅消化不良，甚至引发疾病。最后，人工投喂还可能会吸引大量天鹅聚集在狭小的区域，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因此，政府在考虑是否投喂白天鹅时，应该采取科学、谨慎的态度。首先，要加强对白天鹅栖息地的保护和修复，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天然食物资源，让白天鹅能够自然觅食。其次，如果确实需要进行人工投喂，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投喂方案，选择适宜的食物种类和投喂地点，控制投喂量和投喂频率，避免过度投喂。最后，要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文明观鸟，不要随意投喂白天鹅，共同保护这一珍贵的生态资源。
六、结语
运城与三门峡一河之隔，白天鹅数量与名气的差异，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生态基底、保护机制、投喂管理、品牌塑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门峡的成功，在于其将生态保护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通过系统性的湿地修复、科学规范的投喂补给、全方位的保护机制和深入人心的品牌塑造，为白天鹅打造了“安全、舒适、稳定”的越冬家园；而运城虽具备良好的生态基础和保护意愿，但在保护机制的系统性、投喂覆盖的全面性、品牌塑造的整合性上仍有提升空间。
关于“投喂”的争议，事实已经明确：两地均存在科学合理的人工投喂，不存在“运城不投喂”的情况，差异仅在于投喂的覆盖范围和协同效应。人工投喂只是天鹅越冬的“辅助保障”，真正决定天鹅数量的，是生态环境的优劣、栖息安全的保障和生存资源的稳定性。
对于运城而言，三门峡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运城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强化生态修复的系统性，推进湿地连通工程，提升栖息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完善保护机制，整合各部门力量，实现保护标准统一、执法协同、监测全覆盖；三是打造统一的“天鹅栖息地”品牌，整合宣传资源，举办全国性观鸟活动，完善文旅配套，让运城的天鹅资源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对于三门峡而言，应继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优化投喂管理，避免过度依赖人工补给，同时持续深化品牌内涵，让“天鹅之城”不仅是观鸟胜地，更是生态保护的典范。
黄河两岸，天鹅齐飞，本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运城与三门峡的差异，并非竞争的鸿沟，而是协同发展的契机。未来，若两地能加强跨区域合作，共享保护经验、整合宣传资源、打造“黄河天鹅生态走廊”，必将让更多白天鹅在此安心越冬，让黄河中游的生态之美惠及更多人。毕竟，保护白天鹅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争夺“数量第一”或“名气最大”，而是守护这份珍贵的生态财富，让洁白的天鹅永远成为黄河岸边最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