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至高象征，通常建在于府、州、县的治所中心，并由官方督造。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乡村，会发现一些更为隐秘而珍贵的文化星火——那些深藏在村落之中的村级文庙。

规制虽小，却五脏俱全；远离政治中心，却是儒家礼乐教化真正深入民间、融入乡土血脉的最直接证明。

它们甚至比官办文庙更稀缺，目前全国仅剩两座，山西平遥金庄文庙与福建仓山螺洲文庙。

一个是国保，一个是省保，一北一南，虽相隔千里，却因科举成就、建筑规制与艺术价值形成鲜明对比，共同勾勒出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独特图景。

平遥金庄文庙：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仓山螺洲文庙：帝师之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来龙去脉：科举成就催生的乡村文化地标

金庄文庙的诞生与元代科举复兴密切相关。1315年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平遥儒生李郁联合村中十余户乡绅集资创建文庙，初名“宣圣庙”，主祀孔子并兼作蒙学场所。

据1333年元《重修碑记》记载，元代曾有十余位秀才在此结庐读书，后均中进士，于是村人建庙，弘扬文教。

这一背景凸显了元代科举制度向乡村渗透的深度，文庙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象征。

金庄文庙大成殿内圣人泥塑像

螺洲文庙始建于南宋，明万历年间重修，距今已有550余年历史。

它的崛起与陈氏科举家族紧密相连。螺洲陈氏家族自明末至清末共涌现出21名进士、108名举人，走出了末代帝师陈宝琛，被誉为福建“科举第一村”。

清道光年间陈氏家族集资重修，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家族子弟的讲学之地。

它反映了清代科举世家对地方教育的垄断性影响，与金庄文庙的“集资共建”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二、规模与规制：乡村文庙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金庄文庙占地1056平方米，三进院落，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棂星门（新建）、明伦堂、二门、泮池、状元桥、三门及大成殿，两侧为东西配殿。

尽管规模小于府县文庙，但其“三进院落”的完整规制，以及状元桥、泮池等象征科举成功的元素，均体现了儒家礼制在乡村的落地。

大成殿面阔三间，进深三椽，硬山顶带前廊，檐下斗拱五踩单翘单昂，门窗为格扇式，整体风格朴素无华，符合元代建筑特征。

棂星门

金庄文庙大成殿（元代）

螺洲文庙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同为三进院落。主体建筑包括棂星门、泮池、大成殿、崇圣祠等，其建筑风格融合闽南特色。

大成殿为重檐歇山顶，檐角飞翘，饰以彩绘与木雕，与金庄文庙的硬山顶形成鲜明对比。

螺洲文庙的规模更大，且保留了完整的清代建筑群，反映了清代南方乡村的经济实力与文化投入。

棂星门

大成殿内景

三、建筑特色：元代质朴与清代华丽的碰撞

金庄文庙的显著特色在于其元代彩塑。大成殿内保存的孔子及“四配”“十哲”彩绘泥塑共15尊，均为元代作品，成为中国泥塑孔子像的孤品。

其中孔子坐像高1.85米，头戴十二旒衮冕，身着艳服，手捧镇圭，面容黝黑、胡须浓密，与史书中“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的描述相符。

塑像衣纹流畅，色彩如初，工艺精湛，是国内仅见的元代文庙彩塑遗存。此外，文庙整体不施琉璃、不饰彩绘，外观朴素，具有返璞归真的美学特征。

金庄文庙泥塑孔子像（元代）

螺洲文庙则以清代建筑工艺见长。大成殿的梁架结构复杂，斗拱与彩绘装饰繁复，体现了清代南方建筑的华丽风格。

其木雕与石雕工艺细腻，题材多取自儒家经典故事，如“杏坛讲学”“周游列国”等，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大成殿

螺洲文庙金身孔子像

大成殿圣人彩塑

相比之下，金庄文庙的彩塑更注重历史真实性，而螺洲文庙的装饰则强调教化功能。

四、同源异流：共性与差异的深度剖析

这两座跨越山河的文庙，在共性中昭示规律，在差异中折射多元。它们的共同根基，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基层社会的运作逻辑：

1. “礼下基层”的文化现象：两者均突破了文庙设于行政中心的惯例，证明国家礼制和教育体系通过“庙学合一”制度，已成功下沉至社会最基础的村落单元。

金庄文庙半月池

2. “规制俱全”的微观宇宙：尽管规模远小于府县文庙，但棂星门、泮池、大成殿等核心元素一应俱全，构成了一个完整、微缩的礼制空间，体现了文庙建筑规制的严格性与普适性。

3. “文脉所系”的乡土认同：它们的兴建与存续，都与当地科举文教的辉煌历史紧密绑定。金庄的“十进士”传说与螺洲实证的百余位科举人才，使文庙成为乡土社会集体荣耀与凝聚力的核心象征。

螺洲文庙祭孔活动

4、乡土文脉的“生存密码”：它们能穿越动荡幸存至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与地方身份认同的深度融合。

无论是晋商财富反馈乡梓的修缮，还是螺洲“帝师之乡”对文教的持续尊崇，都表明：当遗产成为社群精神的一部分时，便获得了最强大的内生保护力。

螺洲文庙半月桥

这两座远离政治中心文庙的存在，揭示了儒家文化在乡村传播的两种路径：

金庄文庙代表科举制度下平民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集体努力，螺洲文庙则体现科举世家对地方教育的垄断性影响，却是儒家礼乐教化真正深入民间、融入乡土血脉的最直接证明。

乡村文庙的创建与存续，往往与当地惊人的科举成就互为因果。它们共同证明，文庙不仅是祭祀孔子的场所，更是乡村社会追求知识、塑造身份的核心空间，共同书写了一部部微观地域的“劝学励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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