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在平壤整洁却空旷的街道上行驶，窗外是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和醒目的政治标语。我们的朝鲜导游李小姐用流利的中文介绍着这座城市，当话题转到工资水平时，她略显腼腆地说：“我每月工资大概五百人民币，在朝鲜已经算不错的了。”

车后排一个穿运动衫的中国小伙立刻接话：“五百？我月薪六千，是你十二倍呢！”语气里透着难以掩饰的优越感。周围几个中国游客也纷纷附和，车厢里一时间充满了“我八千”、“我一万二”的攀比声。

李小姐只是微微一笑，继续讲解窗外的万寿台纪念碑。

我当时也是那辆车上的一员，月薪七千二，听着大家的比较，心里也不免泛起一丝“经济优越感”。直到后来发生的一切，才彻底打碎了我那可怜的虚荣心。

我们被带进一家专为外国游客服务的商店。货架上，一瓶普通的冰糖雪梨标价8元人民币——和北京便利店价格相差无几。我拿起一包当地产的饼干：15元。转头看见电器区，一台朝鲜产的“晨曦”牌电动车标价：3800元。旁边展柜里，智能手机价格在2000-3500元区间。

“这些价格...是针对外国人的吧？”我问李小姐。

她点点头：“是的，外国游客只能在涉外场所消费，使用人民币或美元结算。”

团里那位月薪六千的小伙拿起一瓶饮料，调侃道：“这么算的话，我一个月工资能买750瓶饮料，李导只能买62瓶。”几个游客笑了。

李小姐依然保持微笑，但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解读的复杂情绪。那时我不懂那眼神的含义，直到后来才明白。

行程第三晚，旅行社安排了一顿“特色餐”。餐厅位于一栋不起眼但内部装修精致的建筑里，水晶吊灯、红木家具、穿着传统服装的服务员——如果不是窗外平壤的夜景，我会以为自己身处北京某高档会所。

菜单上没有价格，但同行一位常来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低声告诉我：“这种地方，人均消费轻松过千。”

果然，当餐桌摆上铜碗铜碟盛装的九色小菜、热气腾腾的参鸡汤、还有据说是特供的平壤冷面时，领队才不经意地提到：“今晚这餐标准是每人1200元，包含在团费里了。”

我愣住了。1200元，相当于朝鲜普通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是我大半个月的薪水。环顾四周，朝鲜服务员们训练有素地布菜、斟酒，表情平静如水，仿佛这一切奢华平常无奇。

那位月薪六千的小伙悄悄对我说：“这要是自己掏钱，一顿饭就吃掉我六分之一的工资啊。”

行程最后一天，我因摄影器材遗漏，有幸单独搭乘了一次平壤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会说简单中文。

“去涉外酒店。”我用翻译软件显示朝文。

他点点头，计价器开始跳动。二十分钟车程，抵达时显示费用：25美元（约合170元人民币）。

我付钱时忍不住问：“这个价格，普通朝鲜人坐得起吗？”

司机通过翻译软件回答：“这是我三天的工资。普通人不常坐出租车。”

170元，三天的工资——这意味着他月收入大约1700元人民币？在朝鲜属于高收入了吧？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又输入一段文字：“我是因为会外语才能开涉外出租车。我女儿在纺织厂，月薪280元；女婿在农场，月薪240元加上实物分配。”

我怔怔地看着那行字，突然想起大巴车上我们那些可笑的工资比较，脸上顿时火辣辣的。

最后一晚，李小姐难得有空，和我坐在酒店大堂聊起天。经过几天相处，我们之间多了些信任。

“李导，你说实话，我们这些中国游客天天炫耀工资，是不是特别可笑？”

她沉吟片刻，缓缓道：“在朝鲜，工资数字不能完全反映生活。我们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分配住房。我的工资500元，但住房每月只需象征性交几元管理费，粮食有配额，孩子上学不花钱。”

“可是那些涉外场所的高消费...”

“那是另一个朝鲜，”她打断我，声音很轻，“只为少数人和外国人存在的朝鲜。你知道为什么娶朝鲜姑娘需要投资数百万吗？因为那意味着你能带入我们急需的外汇，能为国家创造就业。在朝鲜，真正的‘大款’不是消费能力，而是投资能力。”

她顿了顿，又说：“你们那位月薪六千的先生，在涉外场所消费几天可能就花掉一个月工资。而在朝鲜，有人用500元月薪养活一家五口，还能送孩子学钢琴——因为钢琴课每月只需5元。”

那一刻，我所有的优越感土崩瓦解。

回国前一天，我在酒店附近散步，偶然看见一群刚下班的朝鲜工人。他们穿着朴素但整洁，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彼此交谈着走向分配的公家住宅楼。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楼房间传来孩子们玩耍的笑声。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金钱确实重要，但它被放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坐标系中。我们的工资比较，就像用尺子去称重量一样荒谬可笑。

那个曾炫耀月薪的小伙，在回国航班上沉默了许多。当空乘发放入境申报表时，他望着“携带外币金额”那一栏，苦笑着对我说：“我这趟花了八千多，在朝鲜算什么水平？”

“在涉外场所，算普通消费者。”我回答，“但在朝鲜真实的社会里，我们从未真正进入过，也没有资格评价。”

他点点头，在表格上填了“5000元”。

回国后，我时常想起李小姐的话。朝鲜之行粉碎了我对“富有”的简单定义。在某种体制下，金钱的多寡与生活质量的关联被重构，分配制度创造了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生存逻辑。

那么，带多少钱到朝鲜才能当大款？

从涉外消费角度看，也许真需要数百万——足够在高档场所挥霍，投资获得特殊待遇。

但从朝鲜普通人的视角看，“大款”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不存在。在一个住房、教育、医疗基本由国家保障的社会里，金钱的魔力被刻意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你的月薪是500元还是5000元，在菜市场、在学区、在医院门前，差异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