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了吧？花好几千去朝鲜受罪？”临行前，老友在酒桌上拍着桌子劝我，“吃的差、花钱多、这不许那不许，那不叫旅游，叫坐牢！”

我端起酒杯，没反驳。只是说：“每个人眼里有不同的风景。人家的地盘，守人家的规矩，很难吗？”

老友摇头，说我死脑筋。

七天之后，我回到国内，“你说错了。我遇到一个人，她让我明白，有些风景，不在眼里，在心里。”

出发前，我列了一张“禁忌清单”：不拍军人、不拍贫穷、不擅自离队、不议论领袖……有人问我：“你不觉得压抑吗？”

我想了想，说：“去别人家做客，也要守主人家的规矩。这跟压抑没关系，是尊重。”

到了朝鲜，我反而觉得轻松。没有信号，不用刷朋友圈；不能随便拍照，反而用眼睛看得更仔细。放下手机的那几天，我的注意力全在窗外、在路上、在身边的人身上。我看见一个朝鲜老人蹲在田埂上，把碗里的玉米糊吹凉了，一口一口喂给小孙子；我看见平壤地铁里，两个女学生手拉着手，头靠着头说悄悄话，脸上是二十岁该有的青春。这些画面，如果用相机拍下来，也许只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可因为我不能拍，它们就刻进了骨头里。

规矩，没有绑住我的眼睛，反而让我学会了凝视。

我们团的导游叫秀雅，二十五岁，平壤外国语大学毕业。她不是那种惊艳的美，而是像春天的风——温柔、干净、让人舒服。她的中文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咀嚼，软软的，带着一种让人想亲近的温度。

团里有个大爷腿脚不好，每次上下车，她都伸手去扶。大爷不好意思，她就笑着说：“没关系的，您像我的爷爷。”有人水土不服拉肚子，她悄悄跑去药店买药，回来时额头全是汗。我问她：“药钱算谁的？”她愣了一下，说：“算我的，客人不舒服，我有责任。”

她的善良不是表演，是骨子里的。可我知道，她一个月工资加小费，也就四五百块。那件深蓝色的工作服，她穿了三天没换，领口微微泛白。但她总是整整齐齐，头发扎得一丝不苟，脸上永远带着浅浅的笑。

团里有人私下说：“这姑娘真傻，对自己那么抠。”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不是傻，是穷。可她穷得那么体面，那么让人心疼。

涉外商店的东西确实贵。一盒人参糖一百多，一条烟几百块。团里有人骂：“宰客！比国内贵一倍！”

我没说话。我知道，这些商店的利润，很大一部分要上交国家，用来换取外汇。而外汇，会变成粮食、药品、燃油，运回朝鲜。我们多花的那几十块钱，也许就是某个朝鲜孩子碗里多出来的几粒米。

我买了几盒糖，两条烟，花了大几百。秀雅在旁边帮我装袋，小声说：“其实您不用买这么多，有些东西……不值。”我笑笑：“没事，我喜欢。”

她不知道，我买的不是东西，是一点心意。那些钱，流进她们的体制，也许最终会变成她下个月的工资，变成她给家里寄回的那点外汇。

最后一天，平壤火车站。游客们拎着行李，和秀雅一一道别。轮到我时，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有薄薄的茧。

趁周围没人注意，我把一张崭新的500元人民币折成小方块，塞进她手心。那是我在国内特意换的新钱，没有折痕，没有污渍。

她低头看了一眼，整个人僵住了。她抬起头，眼睛里先是错愕——像是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然后，她的眼眶慢慢红了，嘴角却往上弯——温柔。紧接着，她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笑得像春天里开的第一朵花——开心。可下一秒，她飞快地环顾四周，把钞票攥进拳头里，缩进袖口，脸上闪过一丝恐慌——惊恐。

那几秒钟里，她的表情变化，像一部无声的电影。错愕、温柔、开心、惊恐，每一种都那么真实，那么让人心碎。

她小声说：“不行，太多了……我不能收。”声音在发抖。

我按住她的手：“拿着，给自己买件新衣服，给家里寄点钱。别让人看见。”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她飞快地用袖子擦掉，恢复成标准的微笑，声音却还是颤的：“谢谢您，祝您一路平安。”

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自己会哭，怕她看到我的眼泪，会更加难过。

回国后，我常常想起秀雅收到钱时的那张脸。我不知道那500元后来怎么样了。也许她上交了一部分，也许她偷偷藏了起来，也许她寄回了家，也许她给自己买了一双新鞋——她脚上那双黑皮鞋，鞋头已经磨得发白了。

我只知道，她收到钱时那种又惊又喜又怕的表情，我这辈子忘不掉。那不是贪婪，是太久没有被温柔对待过的慌张。她习惯了付出，习惯了照顾别人，习惯了把自己的需求压到最低。突然有人塞给她一笔“巨款”，她第一反应不是开心，是害怕——怕被人发现，怕违反规定，怕这份善意会给她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