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三十五岁，登山九年。登顶过五座八千米级山峰，但我从未想过，珠穆朗玛峰会以如此方式改变我对山、对生命、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认知。

故事从一封邮件开始。

“陈默，我们组了支队伍，计划春季窗口期挑战珠峰。你是我们认识的最有经验的登山者，我们需要你。”

发信人是我的大学同学林涛。邮件附着的名单里，除了林涛，还有另外三位熟人：医生赵明宇、摄影师苏晴，以及地质学家刘建。他们都是登山爱好者，但都没有八千米以上高海拔经验。

我本应拒绝。但邮件末尾的一句话让我动摇了：“陈默，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登山了。刘建确诊了ALS（渐冻症）。”

三天后，我坐在北京的会议室里，面对四张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面孔。

刘建比我想象中更消瘦，但眼睛里的光没变。“我不想在轮椅上看着世界，想站在世界之巅看一看它。”他说。

苏晴调整着相机：“我想拍下他站在那里的样子。”

于是，计划开始了。

四月十五日，珠峰大本营，海拔5364米。

大本营像座小型城市，各色帐篷在冰川上铺开，不同语言、肤色的人们在这里做着同样的梦。我们的团队加入了“喜马拉雅向导公司”的商业登山队，领队是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他有十七次登顶记录。

适应性训练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天气始终不稳定。今年春季的天气窗口比往年更短，更不可预测。

“今年的雪况很奇怪，”丹增在帐篷里指着卫星云图，“暖湿气流异常活跃，雪层不稳定。”

刘建的身体状况令我担忧。在高海拔，他的肌肉萎缩症状似乎在加速，但他从不抱怨。

“我带了药，能撑到登顶日。”他总这么说。

五月十日，C4营地，海拔7900米。

在经历三次适应性训练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突击营地。天气窗口终于出现——未来四十八小时相对稳定，是冲顶的最佳时机。

但我们不是唯一这样想的队伍。通往山顶的路线将异常拥挤，这在高海拔是致命的。

深夜十一点，我们开始最后的准备。丹增神色严肃：“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下午两点前必须下撤。无论离顶峰多近。”

刘建点头，他的呼吸在头灯光束中凝成白雾。

苏晴检查着她的相机：“电池在低温下只能撑两小时，我得省着用。”

五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海拔约8300米。

我们加入了一支缓慢移动的“人流”，沿着固定绳索向上攀爬。夜色中的珠峰只有头灯照亮的一小块冰雪，和前方登山者模糊的背影。

海拔超过八千米后，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玻璃渣。刘建的速度明显慢下来，我和赵明宇一前一后协助他。

“我可以的。”刘建喘着气说。

在海拔约8500米的“阳台”区域，我们迎来了日出。金红色的光芒洒在连绵的雪峰上，云海在脚下翻涌。苏晴短暂地取下手套，迅速拍了几张照片，手指立刻变得苍白。

“前面就是‘希拉里台阶’了，最危险的路段。”丹增提醒。

上午九点，海拔约8700米。

希拉里台阶下方的拥堵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二十多名登山者在这里排队等候，有些人已经在寒风中站了近一小时。低温、缺氧和疲劳正在迅速消耗所有人的体力和判断力。

刘建开始出现定向障碍。“陈默，我们是在去食堂的路上吗？”他忽然问。

赵明宇检查了他的血氧：“68，太低了。必须下撤。”

“不，”刘建的眼神突然清醒了一瞬，“再给我一小时，就一小时。”

这时，苏晴指向右侧一处岩石凹陷：“看那里！”

在岩石的庇护下，一簇纯白的花朵在冰雪中绽放——雪莲，传说中的高山之花，生长在极限环境中的生命奇迹。

“这不可能，”刘建作为地质学家喃喃道，“这个海拔不该有开花植物...”

苏晴本能地举起相机，向前移动了几步寻找更好的角度。

就在这一瞬，一声低沉的轰鸣从上方传来。

雪崩。

时间变得粘稠而怪异。

先是一阵雪雾从上方倾泻，接着是雷鸣般的巨响。固定绳索像玩具一样被扯断，人群的惊叫被淹没在自然的怒吼中。

我最后的意识是扑向刘建和苏晴，然后世界陷入一片翻滚的白色混沌。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窒息的边缘挣扎回来。半边身体埋在雪中，脸露在外面，得以呼吸。周围一片死寂，只有风声呜咽。

“苏晴！刘建！林涛！赵明宇！”我嘶哑地呼喊。

微弱的回应从右下方传来。我挣扎着爬出雪堆，发现自己幸运地落在了一块岩石突起处。下方不远处，苏晴半个身子被埋，但还活着。更下方，赵明宇和林涛也在挣扎。

但刘建不见了。

“他在那里！”苏晴哭喊道。

顺着她指的方向，我看到刘建被冲到了更下方的冰裂缝边缘，一动不动。

我正要移动，目光却被周围景象冻结了。

雪崩清理出了一片区域，露出了原本被深雪覆盖的坡面。在惨白的阳光下，我看到了至少七八具遗体，部分木乃伊化，有些还保持着生前的姿态。鲜艳的登山服在多年的风雪侵蚀下已褪色，但依然刺眼。

“天啊...”赵明宇爬到我身边，倒吸一口冷气。

我们陷入了绝境：上方的路被雪崩阻断，下方是陡峭的冰壁，周围是遇难者遗体组成的沉默森林，而我们的氧气即将耗尽。

林涛尝试用无线电求救，只有嘶啦的杂音。

温度开始急剧下降，风势增强。没有庇护所，我们撑不过两小时。

“至少...至少我看到了雪莲。”苏晴苦笑着说，她的嘴唇已发紫。

我检查了剩余的氧气，做了决定：“我们把氧气集中给一个人，让他尝试爬到那个岩脊求救。”

“不，”赵明宇摇头，“我们一起...”

他的话被一声长鸣打断。

那不是风声。

我们同时抬头，看到一个巨大的影子从山脊上方掠过。翼展超过三米，在稀薄的空气中滑翔。

“秃鹫？”林涛喃喃道。

但秃鹫不会在这么高的海拔活动，更没有那么大的体型。

那生物再次掠过，这次更近。我看清了：它有着鹰隼般的轮廓，但羽毛呈现出罕见的银灰色，眼睛在雪光中闪烁着奇异的金色光泽。

它在刘建上方盘旋，然后突然俯冲。

“不！”苏晴尖叫。

但接下来发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的认知。

那生物没有攻击刘建，而是用爪子抓住了他的背包带，将他从冰裂缝边缘拖到了相对安全的一块平地上。然后它再次起飞，这次直接朝我们而来。

我本能地举起冰镐，但那生物停在了十米外的一块岩石上。它侧头看着我们，眼神中没有捕食者的凶光，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近乎智慧的光芒。

它再次鸣叫，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然后向东北方向飞去，又折返，重复这个动作。

“它...在让我们跟它走？”赵明宇难以置信地说。

“跟一只鸟？”林涛反问。

“这地方有太多遗体，说明是雪崩频发区，”我分析道，“它可能知道安全路线。”

别无选择。我们挣扎着集合，我负责背着失去意识的刘建。那生物——我后来称它为“神鹰”——以我们能跟上的速度飞行，每当我们落后太多，它就盘旋等待。

它带领我们穿过一条隐蔽的冰隧道，避开了主山脊的风口。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处背风的岩洞。

岩洞内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石墙、熄灭已久的火塘，甚至还有一些无法辨识的古老符号刻在岩壁上。更令人震惊的是，洞内温暖异常，有一处温泉从岩缝中渗出，形成了小型水池。

神鹰停在洞口的一块高石上，看着我们将刘建安置好。

赵明宇立即开始急救。刘建体温过低，有轻微脑震荡，但奇迹般地没有严重外伤。

“他需要立即下撤，但我们现在...”林涛望向洞外，暴风雪已经完全封住了洞口。

神鹰发出一声轻柔的鸣叫，然后飞入洞的深处，消失在一个狭窄的裂隙后。

“它去哪了？”苏晴问。

几分钟后，神鹰返回，喙中衔着几株深绿色的植物。它将植物放在我们面前，然后用喙指了指温泉。

“这是...高山杜鹃？这个季节和海拔不该有。”赵明宇检查植物，“但传统医学中确实用它治疗高原反应。”

我们将植物泡在温水中，喂刘建喝下。他的呼吸逐渐平稳。

神鹰完成了它的任务，最后一次凝视我们，然后振翅飞入洞外的风雪，消失了。

我们在洞中躲了整整十八个小时，直到暴风雪停息。丹增的救援队根据我们最后已知位置扩大搜索范围，最终找到了我们。

刘建因严重冻伤失去了三根脚趾，但活下来了。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冻伤，但都活着。

下山后，我们将经历告诉了丹增。他沉默良久，然后说：“在夏尔巴传说中，珠峰住着‘康加罗’，一种守护神鹰，只出现在最绝望的时刻，引导迷失者。但很少有人亲眼见过，更少有人相信。”

“它救了我们。”苏晴坚定地说。

丹增点头：“那么，你们是被选中的。但记住，山神的恩赐不是用来炫耀的礼物。”

回到北京三个月后，我收到苏晴冲洗出的照片。在雪崩前的那一刻，她拍下了雪莲，也无意中拍下了山脊上方的异常雪层——那正是后来雪崩的起点。

但最神秘的一张，是在岩洞中拍到的模糊影子。放大后，可以辨认出那是一只巨大的鹰形生物，眼神明亮如星。

我们五人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高海拔救援和登山者安全培训提供支持。刘建虽然无法再登山，但成为了基金会的发言人，讲述我们的故事。

每年五月，我都会回到尼泊尔，但不是为了登山。我站在大本营，仰望那座吞噬了无数梦想的山峰，想起那只在绝境中出现的神鹰。

也许，在人类不断挑战极限的傲慢中，自然保留着最后的慈悲。也许，在生命最脆弱的边缘，我们才能看见世界隐藏的奇迹。

珠峰依然在那里，沉默、庄严、致命。但我知道，在某些角落，某些时刻，希望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翅飞翔。